街区商业复活观察：从跟风抢购米面到胡辣汤、烩面、撸串自由

　　猛犸新闻•东方今报 记者 李长需 文/图

　　街区商业活动是城市商业活动的最小单元。观察一个街区的商业复活过程，可以窥视疫情之下一个城市的商业生态演变过程，以及人们在此演变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本文以郑州市一个小区周边的街区商业为解剖标准，以一位大学老师的眼光来观察并揭示疫情下的这种商业变局。

开放堂食才意味着整个街

　　坐在天伦路边一家大盘鸡店门前的方桌前，李杰和三四位朋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这是我们自疫情以来的第一次聚餐。”李杰说。

　　原本放假前，几位朋友就约好了年后聚一聚，但因为疫情的到来，年后返回郑州的他们，因为饭店堂食一直没有开放，聚餐毫无着落。但在3月19日，郑州市商务局、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有序开放餐饮业堂食服务的通知》，要求市内各区(不含二七区)、开发区符合复工复业条件的餐饮企业，可根据通知要求开放堂食服务，这意味着饭店可以恢复堂食了。因而，3月22日晚，也就是堂食开放的第一个周末，他和朋友们约定在自己的小区旁边的这家大盘鸡店，好好吃一顿。

　　“在家憋了那么长时间，都憋坏了。猛一出来喝喝酒、聊聊天，别提有多爽。”在李杰看来，堂食的开放对于整个街区的商业恢复来说，颇具象征意义。尽管之前各个店铺已经开业，包括餐营业也可以打包带走了，但在他看来，只有餐饮业开放堂食之后，才可以视为整个街区商业才能算恢复到了正常的营业状态。

　　李杰是一位大学教师，在学校所教授的课程，正是经济学。或许是职业习惯使然，他对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颇为关注。疫情来临之后，未回老家的他就对他所在街区的商业经营情况进行了观察。

　　李杰所住的小区，是天伦路上的琥珀名城。该小区环绕三条马路：一条是小区北侧的天伦路，一条是小区南侧的杨君路，一条则是小区东侧围起来尚未施工的经三路延伸线。该小区周边的商业店铺，主要就是小区北侧、东侧、南侧的临街商铺，以及在天伦路、杨君路上另一侧的商铺、市场等。粗略估计，该小区周边的商业店铺约有六七十家。

(街头菜摊)

从跟风抢购到两个蔬菜摊的出现

　　在整个春节期间，该街区营业的店铺大约有七八家。其中有两三家是超市，除了丹尼斯超市属于连锁超市之外，其余的两家为个体小超市;另外还在营业的，分别是烟酒店、粮油店和三家是药店。

　　丹尼斯超市是小区居民最先选择的购物场所，春节期间也从来没有停过业。大年初二那天，因疫情紧张，该超市大部分商品被抢购一空。李杰当天中午闻讯也去抢购时，发现食品架上的方便面、面包、面条、大米、面粉等已成空架，蔬菜、水果等也被抢得差不多了。该店的店长告诉他，原本准备的蔬菜比较多，考虑到大年初二居民的购买力偏弱，便把两车蔬菜调给了别的门店，没想到剩下的上架不久便被抢购一空。

　　没抢到多少东西的李杰，当天下午5点经过一粮油店时，发现该粮油店开了门，便买了四五袋子面粉、大米、各种杂粮等。该店店主称，这些都是年前的囤货，年前没卖完正发愁，没想到疫情一来便被抢得差不多了。

　　李杰说，由于封路及疫情变得严重等原因，春节期间，食品、蔬菜等曾经处在被抢购的状态，后来口罩、酒精，以及感冒、发烧、咳嗽的药也一度断了货。这一时期，经营此类产品的商铺生意都不错。

　　但这种抢购风潮持续了不到一周，就渐趋平静。一方面，跟政府加大了物资供应有关，另一方面，自大年初六(1月30日)开始，小区南门口摆起了两个菜摊，从根本上解决了吃菜问题。

　　李杰说，自春节后一直到整个2月份，其所在街区的商业状态基本就是这样。店铺开门的不多，对应的是当时人口相对较少。因为春节，大部分居民回了农村老家或外出旅游，导致人流骤然减少。加上疫情的原因，那时走在大街上格外冷清。这种状况即便在2月17日复工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李杰说，他曾看到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2月16日至19日完成的一项涉及河南、安徽等14省98个县104个“零疫情村”劳动力流动情况的调查。该调查显示，这一时期，一些村庄的劳动力有少数流出是在1月底，多发生在当地封闭之前，节后绝大部分村庄也是流出人口很少，个位数甚至零流出的村庄不在少数，总体比例不高于10%。

　　李杰分析，这样的人口流出形态，与街区这一时期绝大多数门店关门闭户的商业形态现状基本吻合。

街区商业复活从帐篷里的一间“理发店”开始

　　李杰注意到，在2月初，他在小区南门斜对面一家小超市的门前，发现了一家“神奇”的理发店。这家“理发店”紧靠着超市存放货物的帐篷，也是用一顶小帐篷搭建的，面积小得不能再小，放张椅子，坐个客人之后，仅够理发师转身而已。在这里不能洗发，仅能吹剪刀而已。但即便这样，帐篷外也可以时常看到三五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带着口罩排队的情形。

　　虽然条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且只比正规的门店便宜了5元钱(理发费15元)，但因是“独此一家”，这家“理发店”的生意还是相当不错。

　　李杰认为，这家“理发店”的出现很有意思，它打破了街区原有的“商业形态”，复活了“新”的商业形式，可视为该街区商业开始复活的象征。

　　事实上，该街区“上规模”的商业复活，也是从理发店开始的。只不过，这些理发店的开业，比帐篷里的“理发店”整整晚了一个月左右。李杰注意到，这些理发店大约在3月10日左右开业，开业时要求很严。首先是证照齐全，其次就是要配备额温枪测量体温和消毒等。

　　李杰经过这些店面时，见到各个理发店门口摆着一张小桌子，有人坐守着让进店的人扫码、测温、登记身份证号、手机号，程序颇为严格。一家理发店的老板说，他听说二月二(即2月24日)龙抬头时让开业，当天他打开门没多长时间，就有四个人先后过来要求其关门。

　　理发店的开业，固然让生活方便了不少，但在李杰看来，理发可早几天晚几天开都无所谓，他最在乎的还是胡辣汤店、烩面馆、串串香店的开业。“你想想看，早上能够喝到胡辣汤，中午能够吃到烩面，晚上能够撸上串串，对于郑州人而言，是个什么概念?”

　　在等待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10点多他到外面散步，居然在街道的一角发现了一辆卖红薯的拖拉机。呼呼劲吹的冷风中，蜷缩在车斗红薯上的卖红薯大哥鼾声如雷。李杰听着这鼾声，居然觉得格外亲切。往常，这爿街区的夜晚时常会有卖红薯、卖西瓜的大哥响起鼾声。这些来自郑州近郊或远郊的鼾声的到来，意味着这爿街区的活力就要恢复了。

　　果然，在理发店开业四五天后，烩面馆、胡辣汤店、串串香店、刀削面点等大小餐饮店铺呼啦啦一下子都打开了门。只不过，这些店铺都用一张桌子挡在门口，声明只能打包带走。尽管感觉怪怪的，但李杰仍然认为，餐饮店的开业，是这爿街区商业复活的一个分水岭，这意味着整个街区的商业就要全面复活了。早上能喝到胡辣汤，中午能吃到烩面，晚上能撸到串串，人们疫情下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下了，可以放心地去生活了。

(流动摊位多起来，街区慢慢恢复了活力)

　　餐饮业的复活起到了鲶鱼效应，接下来的几天之内，猪肉店、鸡鸭鱼肉店、蔬菜店、童装店、美容店、蛋糕店、修车店、女装店、洗脚店、五金店等都开门营业了。街头打烧饼的、卖碳木烤鸭的、卖烤鸡腿的、卖羊头猪头肉的，也活跃起来。之前冷冷清清的大街，忽然间涌入了来来往往的人流，讨价还价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李杰所在这片街区的商业生态基本复活了。

　　在李杰看来，直到餐饮业在3月19日恢复堂食之后，街区的商业才算得上完全复活。因为进店消费，跟打包带走之类的消费，从消费体验上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消费体验。

(冷暖各异的街区餐馆)

街区商业恢复了

　　尽管街区的商业完全恢复了，但各种业态冷暖各异。大多数的门店，处于门可罗雀的状态。李杰经常会看到，一些百无聊赖的店主，搬张凳子坐在门口，默默地晒太阳;还有一些相邻的店主，有一搭没一搭地相互闲聊。据李杰的观察，这些门店中生意相对较好的，主要是超市、蔬菜店、水果店等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的行业。

　　根据2003年“非典”期间的前鉴，随着疫情的退潮，消费领域将会出现“报复性增长”，但这种“报复性的增长”只体现在部分消费领域。餐饮行业无疑是最可能出现“报复性增长”的行业。但餐饮业的“报复性增长”，却也是冷热不均。

　　据李杰的观察，其所在街区餐饮业的报复性消费，出现在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即在餐饮店刚开始营业时。这一时段，因居民长时间憋在家中，在家常便饭中忍受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街头的美食有着不可抑制的渴望，因而消费需求强劲。他本人即是如此，这两个月中，胡辣汤、烩面、串串，是他最想吃的食物。这些门店刚开业的前几天，早晨胡辣汤，中午烩面，晚上撸点串串，几乎成了他们家的常态。

　　他也询问了一些店主，验证了他的判断。一家串串店的老板说，开业后的前几天，生意确实不错，仅开业第一天的中午，两个小时内就卖了三四百元;另一家烩面馆的老板也说，刚开业的前几天生意的确不错。而所在街区最大的胡辣汤店，在中午时门口依旧排了很长的队。

　　出现报复性消费的第二个时段，就是在堂食开放之后。3月22日晚李杰和朋友聚餐时，其所吃的大盘鸡店生意就相当火爆。除了店内的桌子坐了人之外，店主还在店外摆了五六张桌子，都坐满了人;其中还有一些人站在马路边等座位。最夸张的是，这家店外的马路边居然还有五六个代驾小哥在等活儿。

　　但李杰发现，这种“报复性消费”的场景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且报复性消费的主力指向比较明确。就拿第一个时段而言，店铺的火爆场景只持续了三四天，旋即就恢复到冷清状态。以那家以往生意不错的串串香店来说，其生意也只火爆了三四天，随后便归于冷清状态，日营业额还不如开业当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入。直到开放堂食之后，生意才见好转。

　　而且，李杰还发现，即便在这两个“报复性消费”时段内，各个门店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现象。其中只有胡辣汤店、烩面馆、串串香店、大盘鸡店等较为特色的门店出现了“报复性消费”，而不少毫无特色的店面则生意寥落。就拿他22日晚的观察来说，与大盘鸡店的火爆程度相比，其中不少规模中等的门店只有一桌两桌的客人，还有一些根本没有客人。而往年周末时间，这一片的饭店门前都摆满了桌椅，食客能喧嚷到晚上十一二时。

　　李杰分析，之所以会出现报复性消费持续时间不长且指向比较明确，这跟人们在疫情下的消费心理发生了变化有关。因疫情尚未结束，风险仍旧不能排除，人们对餐饮店厨房环境、就餐环境及餐饮从业人员健康等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顾虑，存在着“能不出去吃饭就尽量不出去”的心态，这样做一则可降低感染的风险，二则可享受家庭自制美食之乐;即便抵御不了饭店美食的诱惑，出去吃饭时选择性更强了，选择特点比较突出而又难以自制的则相对居多了，而特点并不突出的自然被抛弃了。此外，疫情对不少人的收入造成了影响，尤其是预期收入，这会减少疫情结束后的人们消费热情。并且这次疫情让不少人认识到了存款的重要性，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因而有人说“不要报复性消费，而要报复性存款”，可体现人们心态的一种变化。

(不少餐饮店的二维码形同虚设)

　　事实上，李杰观察到，人们所担心的就餐环境风险在不少中小餐馆中的确存在。不少餐馆并没有严格按照《关于有序开放餐饮企业堂食服务的通知》中的要求去做，进店不扫码，不测体温，餐桌间距还按老样子摆放(按要求餐桌间距不小于1米)，两人或数人肩并肩面对面的并不少见(按要求方形桌单人单桌，长型桌隔坐同向相坐;圆形桌隔位相坐，面对面距离不少于1米)，这加重了人们的担心。“店面就那么大，如果严格按照要去执行，饭店不但人手不足，而且店内也坐不了几个人，商家自然不愿按要求去做。”李杰说，堂食开放后，他去一家小烩面馆吃过一次烩面之后，再也不敢出去吃了。

餐饮企业需要踏踏实实的帮扶

　　“以前同行相见是冤家，现在同行相见泛泪花。”跟一位烩面馆老板聊天时，李杰曾经听到这位老板如此自嘲自己的行业。

　　据这位张姓老板讲，他17岁入职餐饮行业，15年前有了自己的店，目前这家烩面馆已经开了8年，以往生意还不错，但没想到今年遇到疫情，停业了两个月，四五千元的房租房东一分不少，还有水电费、燃气费、一个跑堂阿姨的每月工资开支，现在每天的收入，好的时候才能勉强维持着每天的支出。“曾跟房东商量过减免房租问题，但房东说还有房贷要还，没办法，我跟请的一个打杂的阿姨商量，现在困难，工资能否由每月4000元转为每天50元，她没同意，就让她辞职。这样我们可以省点钱。

　　张先生的烩面馆不仅卖烩面，还卖面条、米线、麻辣烫、黄焖米饭、饺子等，与周边的小饭馆相比，它的饭馆生意还算不错。这得益于他自己本人就是厨师，做饭技术过硬，饭菜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口皆碑，因为有不少的回头客。

　　“我这还算好点的，只要干着不会赔多少钱。你看旁边这些饭店，基本没有啥人，注定是连房租都赚不过来了。”这位张老板说。

　　像他们这种情况，或是整个餐饮业的缩影。3月16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2月份餐饮收入4194亿元，同比下降43.1%，呈断崖式下降。全国餐饮市场降幅高于整个消费市场22.6个百分点，成为疫情影响的重灾区。而对于像张姓老板这样的小餐饮店来说，或许更难。由于是街边店、夫妻店，虽说成本支出较低，但是缺乏品牌和成本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可能性更大。

　　针对餐饮业严重滑坡的局面，各地都采取了很多救市措施。比如多地领导干部带头进参观用餐、工会发放普惠制防疫慰问购物券，有的地方甚至出台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参观消费不低于多少钱。这些措施对提振消费信心、增加消费能力、打通消费渠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李杰发现，还有一些地方的帮扶政策作用并不大，有的甚至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比如多地出台了减免租金政策，但这针对的只是国有资产范围，而餐饮业房东九成左右都是私人房主，很难实现。再比如有的地方要减免税收，但这项扶持政策要建立在营业、赢利基础之上，处于亏损状态下的餐饮业难以享受到减免政策。

　　李杰认为，这些餐饮企业要想度过难关，除了餐饮店铺自身的努力(比如调整经营策略或经营品种，开设更时髦的营销模式)外，还需要政府部门做一些踏踏实实的帮扶。比如延缓半年征收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同时免收2020年餐饮企业所得税;免缴2020年残疾人保障金、工会经费等;地方政府对属地餐饮业给予水电费补贴，减少各种市政和地域性收费等。“这些措施是事关整个街区商业复活乃至郑州商业复活的重要因素，希望相关部门慎重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