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艺大家曹靖华： 翻译《铁流》等 为战士供“子弹”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长需/文图

    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登上轮船，远赴苏联

    曹靖华多次回忆，他们这一批赴苏人员共有七八个人，除了他之外，还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蒋侠僧、韦素园、吴葆萼、卜士奇等，由王一飞带队。

    由于当时的北洋军阀为防范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从1918年就开始让黑龙江省督军封闭了中俄边境。因此，曹靖华他们只能走水路了。他们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登上了轮船，从上海出发，途经日本长崎，在长崎上水、装煤停靠半天后，再启船北上。航行三天后，到达日军占领的海参崴，住进了一家小旅馆。

    在海参崴，王一飞告诉他们：“从现在起，大家时时要记着自己的两重身份：公开的身份，就是上海各报的记者；真实的身份，就是条子上写的S·Y，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北行路上，情况复杂，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应付各种局面，准备经受考验，保卫S·Y的荣誉。”

    从海参崴出发，坐了一段火车，到达了乌苏里（即现在的珍宝岛一带），火车就此中断，接下来的路需要步行通过。步行的区域，北边是苏联红军控制区，南边是日军和沙俄白匪军控制区，中间是空白区。空白区表面上是“三不管”地带，实际上却成了“三都管”地带。他们只有通过空白区方可进入苏联境内。

    经历“恐怖之夜”，和苏联同志接上头

    曹靖华他们西装革履，先是被“红胡子”白军当成了到苏联做投机买卖的中国茶叶商人，跟踪了一路；接着又被换成了便装的苏联红军当成了日本间谍，苏联红军把他们带到北边的火车站列车长室里进行审问。

    苏联红军问他们：“你们是记者，现在到伯力去干什么？”神经高度紧张的吴葆萼被吓得连声喊叫起来：“我不是共产党，你们不要抓我！”这引起了苏联红军的注意，他们严格搜查了他。他带在身上的小条子就被搜了出来，其S·Y的身份就暴露了。

    看到这一幕，曹靖华心里一惊：“这下完了，两分钟后就没命了！”但没想到的是，搜查的人看着小纸条瞪大了眼睛，他们忽然扑了过来，紧紧地抱着这些学生哈哈大笑：“原来是同志，是战友，布尔什维克，我们是一家人！”有的还高声喊着“乌拉”。为了让曹靖华他们相信，他们还拿出了兜里的红军袖章。到这个时候，曹靖华他们才明白，原来是一场虚惊，对方是在空白区执行侦察任务的红军。

    曹靖华后来根据这段经历写过一个剧本，名字就叫《恐怖之夜》，发表在1923年6月4日到6月13日的《晨报》副刊上。

    随后，他们乘上北行的火车，到达了伯力。在那里，曹靖华打开水时，不慎烫伤了脚，就留在那里治疗。等伤愈后，才乘坐火车在中亚细亚追赶上先行的其他人。

    那时候，西伯利亚的火车并不烧煤，而是靠烧木材提供动力，所以行车速度很慢，而且还是走走停停。停车期间，乘客要充当伐木工人，下车去砍木头，砍来的木头装满了车厢才会再走。就这样，从伯力到莫斯科，晃晃悠悠的，就走了一个多月。到莫斯科后，曹靖华他们就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活。

    深受瞿秋白影响，把苏联文学介绍给中国人民

    在苏联留学期间，对曹靖华影响最大的人，便是瞿秋白。瞿秋白说：“苏联是一座革命的宝山，要把这革命的宝贝尽量运回祖国。”

    曹靖华亲眼看到瞿秋白抱病写了《莫斯科的赤潮》《共产主义的人间化》等通讯，把苏联真实情况介绍给中国人民。他深深为之感动，后来走上苏联文学翻译之路，也正是因为瞿秋白的影响。

    1922年年底，曹靖华回到祖国后，为没有掌握“翻译”这个武器而深感遗憾。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来到北大俄语系当了旁听生。

    瞿秋白的教诲和强烈的使命感，让曹靖华觉得应该尽快把俄罗斯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迅速介绍给中国人民。他尝试着翻译了契诃夫的《狗熊》（即《蠢货》）。1923年瞿秋白回国主编《新青年》季刊时，将其发表在《新青年》上。

    瞿秋白还勉励他：“中国文艺团体太贫瘠了，希望你多学习，多介绍，做一个引水运肥的‘农夫’。”曹靖华备受鼓舞，随后又翻译了契诃夫的《三姐妹》，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

    1925年，北伐战争爆发后，曹靖华受李大钊派遣，到开封任国民军第二军苏联顾问团翻译。任职期间，他与该团译员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交往甚密。在曹靖华的推动下，瓦西里耶夫翻译了鲁迅的《阿Q正传》，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先声，也让鲁迅获得了世界文学地位和国际声誉。

    1926年1月，曹靖华再受李大钊指派，南下广州担任苏联援华顾问团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的汉语翻译，以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俄语翻译。圆满完成任务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杀了不少人，曹靖华也被列为黑名单上的抓捕人员。危在旦夕之际，他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并于1927年秋天第二次前往苏联。这次到苏联后，先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执教，次年又应邀到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和国立大学执教。

    “我只是在国外给他们偷运点军火”

    在教学之余，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响应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号召，把介绍俄罗斯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当做庄严的革命任务去完成。

    在此期间，他先后翻译了高尔基的《一月九日》、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华西列夫斯卡娅的《虹》等30多种300多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团结人民、教育人们、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鼓舞着成千上万的读者投入到党所领导的革命洪流中去。

    在这些作品中，《铁流》的影响力最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说过：“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一类的书，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同志，很少没有看过这类书的。不管长征路上多么艰难困苦，别的东西都丢光了，《铁流》总要带在身边。它成了激励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了……”

    曹靖华成了名副其实的“盗火者”。对此，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在国内的同志是亲临前线冲锋陷阵，我只是在国外给他们偷运点军火，送上点子弹而已。”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秋，曹靖华穿越欧亚大陆，经海参崴回归，投入到为抗日救国而进行的呐喊声中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又投入到党的统战工作中去；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曹靖华追求了半个世纪的理想实现了，但他依旧没有停下来，马上投入到党的教育事业中去，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书育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可用人才。

    那个从卢氏深山出发的少年，走出大山之后从开封走到上海渔阳里，再从渔阳里走到莫斯科，以1921年为起点，最终实现了自己想要的梦想。

    1944年，曹靖华（右一）和戈宝权、罗果夫在重庆塔斯社门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