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家王拱璧：“救国救民”他选择了新村建设实验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长需/文 图片据王拱璧文集等翻拍

    1917年—1920年王拱璧（中）在日本留学时与友人合影

    东渡日本，“为伏虎而深入虎穴”

    虽然推翻了帝制，实行了共和，但仍未拯救民众于水火。加之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失败，日本提出灭华的“二十一条”，国耻民恨横在心头，王拱璧无心教书，便辞职赴京，应考留学日本研究生。1917年冬，他只身经奉天、朝鲜，渡海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就读。说起赴日动机，他称“说是留学，实为伏虎而深入虎穴”。

    事实上，留学期间，他耳闻目睹的事实，“就像被盗苦主偶进盗窟，到处可见赃物盗谋”，让他“更难于安心学习”。他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从事社会调查和社会活动上。

    半年后，王拱璧被选为河南留日学生会会长，并被推荐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1918年4月，他受留日学生总会派遣，回国支援抵制日货运动，在济南、开封、上海等地奔波数月。1919年5月，他又奉派到上海支援“五四”爱国运动，“请愿当局，唤起舆论”，并在病中写出了名著《东游挥汗录》，以揭露日帝侵华罪行，又写下《河南人民当头大祸》，揭露日寇为实现其鲸吞中国的野心，其侵略触角已从青岛伸进河南，要在郑州、周口开商埠，日本浪人、红裙队已开始在“中州福地”招摇过市，要河南人民提高警惕，准备奋起自卫。

    写完这些书，积劳成疾，不得不于1919年年底入东京“国际医院”就医，“病毒已攻入头壳”，并做了开颅手术。

    ?1919年5月中华留日学生总会委任王璋（即王拱璧）为归国代表到上海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要改造中国，必须从基层农村入手

    东京归来办罢父丧，王拱璧面临归国后的前途问题。他本可以应教育部之招，去谋个一官半职，但他向来对做官并不感兴趣，所以也懒得去北京就职。而各个高等学府均被军阀们插足，他也不屑再去任教。抛却个人前途而言，他心中仍然澎湃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但从何入手，却需要他仔细考虑了。

    不凡的经历，让他对当时的中国有着清醒的认识：东西列强一战后集结在远东，像一群贪狗恶狼争夺中国这块肥肉。日本则正准备鲸吞整个中国。国内虽已推倒封建王朝，但封建基础原封未动。大中军阀，各据一方，你争我夺，互相仇杀，对外勾结帝国主义，甘当侵略者的鹰犬，对内与地主、匪、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中国人民则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挣扎在死亡线上，广大农村只见残垣断壁，路断人稀，到处是死气沉沉和苍凉满目。

    他的家乡孝武营村也是一样。贫农多被迫外逃谋生，地富多带眷属避难城内；剩下最多的是中农，守着几间破屋和几亩薄田在家煎熬。与不少青年农民闲聊，他们还是希望活下去，只是苦于没有门路。他们热切地对王拱璧说：“大哥，不要走了，管管家里的事吧。只要你在家，叫俺干啥就干啥。”他们让王拱璧看到了农村的希望和力量，王拱璧就决定留下来，从农村入手，探讨“救国救民，爱国保种”的具体道路，开始了他的新村建设实验。

    新村建设实验，在国外早已有之。早在19世纪前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的门徒先后在美洲新大陆进行过“新村”实验，试图通过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去消灭剥削制度和劳心劳力的对立。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但其影响却遍及全世界。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受此影响，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新村主义理论，并在1918年在日本九州组织了第一个新村。王拱璧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并亲自拜访过武者小路实笃。回国以后，二人联系不断，武者小路实笃还给他寄过《新村》杂志。这时的王拱璧相信：要改造中国，必须从基层农村入手。但他的新村建设实验并非照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而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社会，从改造旧农村开始，去创造新农村，走乡村自治的路子。

    在青年村实行义务教育，支持女孩享有继承权

    王拱璧的乡村自治实验，是从1920年春末的一场座谈会开始的。

    这场座谈会，大约有50人参加，青年人、老年人，知识分子都有。其中，中农成分的人居多，也有两三个地主富农。他们纷纷提出改变村貌的事项，包括改组村事务所、改组保卫组织、遏制盗匪恶霸、减轻租息、组织青年自治会、改良学校、息讼禁烟、治理河渠、妇女放脚等，王拱璧据此编写了建村计划，并根据村内两派长期不和及赌风较盛等补充了团结息争、禁止赌博两项。夏初，又召开了村民大会，通过了建村计划。村民的情绪很高涨。

    麦收后，把原来的“看家队”改组为“保卫团”，其中的40多名团员不仅是保卫组织，还是实施建村计划的骨干力量。接着又改组了村事务所，将其变成了一个办事机构，下设调解委员会，并民主选举出村委会。

    仲夏，又成立了青年自治会，主要用来移风易俗，要求2000多户成员不留发辫、不缠脚、不娶缠脚女、不娶妾、不赌博、不吸鸦片烟等。

    王拱璧认为，当时的中国教育既不符合国情民意，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且学校和人才多集中在城市，而广大农村却缺学少教。在一个农业立国的社会里，当务之急应先普及农村教育，为农村的改造和建设培养各类人才。为此，在父亲所办崇实小学的基础上，成立了青年公学。该校成立了董事会，实行民主管理，王拱璧被推荐为校长。他为此大力增添校舍和设备，想尽办法补充学校经费。他自己捐了30亩田地、4000斤粮食和3000元钱。当年10月9日，青年公学先开了小学部和农民补习班。青年公学的教育宗旨，是以“劳动”、“健康”为中心，实施人文教育。学生不收学费，对于农民补习班的学生和女生还给予补助。

    1922年，青年公学联合本县几所学校开展校外教育活动，青年公学的宣传小分队干得颇有成效，常常是校长王拱璧在台上讲演，男女学生在台下见到长辫子就剪，见姑娘就劝说放脚。1924年7月，《新中州报》记者到孝武营村采访，亲眼看到“全校及青年村中，无一吸水烟者，纸烟更属绝迹，村中妇女30岁以下均天足”。而且，当时农家办丧事，不披麻戴孝，而是戴黑纱，行鞠躬礼。这在当时的中原地区是个大新闻了。

    该年，青年公学增设十个专业部和一个顾问会，研究教育与生产技术、生活知识相结合，又到开封募集到500元捐款，增设了中学部，并招收了初中一班、师范专业一班，还开办了夏令学校，招收了两个师范班和一个体育班。经过几年发展，青年公学颇有成效，设立了幼儿园、小学部、中学部、妇女部、职业高等补习部、农民补习部、师范部等各种办学形式，最后发展到20个班700多名学生的规模，为穷乡僻壤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人才。

    1924年，王拱璧又在青年村实行义务教育，要求达到上学年龄的男女都必须入学。他还要求男女平权，不得歧视；也要求婚姻自由，不得包办；也明确了女子同样享受继承权。在解放妇女方面，他是下了很大力气的。有个叫于嘉的女孩，寡母死后族人要瓜分她的田产房产，王拱璧两次渡河到80里外的县城去找县长，要他支持于嘉享有完全的继承权，并公告全县。还有个青年公学的学生王芳蕈，被夫家率众绑架抢婚，几乎引起数百人的械斗，王拱璧支持王芳蕈当场宣布解除婚约。此风一开，该村当年就有好几起女生宣布解除了婚约。（下转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