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实业家王锡彤：投身实业，理学家华丽转身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长需/文图

    纱厂成立，次年7月正式投产

    为了让徐友梅心中有底气，12月16日，王锡彤拉着他跑到卫辉，前来考察厂址，“顺便”让他看看将来厂房的烟囱会不会影响他家祖坟的风水。徐友梅说，他已经找了不少风水先生看过了，不但没有违碍，而且还对祖坟很有益处。

    王锡彤这才放下心来。要论祖坟距烟囱的远近，他家的祖坟其实更近，但他觉得没啥违碍的，他也没有找风水先生看过。考察完厂址，陪同的河北道道尹范鼎卿和卫辉知事奎星潭传集当地地保严加申谕，说设厂之始，如果临近的土地有愿意售卖的，不准抬价居奇。

    回到天津后，王锡彤拜访周玉老时，说起在卫辉设厂之事，周玉老脱口说出厂址应选在卫河大石桥以下的南岸为好。周玉老曾奉命勘察过河南水道，在卫辉驻扎过几天，对卫河比较熟悉，他的建议正与王锡彤相同。王锡彤作为卫辉人，也是考虑了很久，才选定这个地方。而之前通泰洋行的外国专家来勘察时，却建议将厂址选在了卫河河西，这显然不靠谱，因为卫河河西一到下雨天就成泽国了，根本不适合建厂。因而，他们就在卫河南岸购得了183亩8分8厘的土地来作为厂址。

    选好厂址之后，建厂和开工就提上了日程。1920年4月2日，华新公司卫辉纱厂召开成立大会，宣布聘请杨味云为经理兼书记，冯梅臣为工程总管，邓禹声为技师，王锡龄、金杰为工程筹办员，并正式成立了工程处。

    1920年秋，厂房建设开了工。一幢木结构的主厂房，分隔了440间；另外还配套了锅炉房、引擎房、水塔、烟囱、发电机房等，此外还有办公厅、物料库、花沙栈、宿舍、工房、婴儿保育室、补习学校等。

    建厂工程1921年9月11日竣工，首批1.2万枚纱锭1922年2月装毕试车成功，7月正式投产，二批1.2万锭仅一个半月就竣工了。1923年2月全部纱锭正式运转。

    耻于言商的理学家华丽转身为回报乡梓的实业家

    王锡彤力主在卫辉设立纱厂，关键还在于他浓厚的乡梓情结。

    王锡彤生于1866年，是河南省卫辉府汲县（今卫辉市）人。16岁时，父亲去世，他辍学赴修武盐店习业。光绪九年（1883年），18岁的王锡彤毅然结束了修武盐店的学徒生活，返回乡里，与李时灿共斋读书。后王锡彤文卷深得淇泉书院山长浙江人章子如的赏识，成了淇泉书院的高才生。19岁时以县试第一、府试第二、院试第三中秀才。曾赴开封大梁书院肄业，并多次参加乡试，但均落选，32岁时被选为拔贡，次年赴京朝考，注直隶州州判。

    为王锡彤撰写年谱的童坤厚曾说，王锡彤“天性笃于孝友，为学初宗阳明、夏峰、船山，终乃以程朱为依归”。也有人说他“学宗伊洛，旁及阳明”。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理学家。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河南，形成了一个覆盖中州的理学圈子。这个圈子里主将就包括王锡彤和他的好友李时灿。36岁时他和李时灿创办经正精舍，切磋学问，指导生徒。他主讲的致用精舍等，讲《大学》融合朱子，讲论语沿朱子集注而归本程子，间采陆王。

    正是因为深谙理学，王锡彤才耻于言利，耻于言商。以至于他40岁时，好友李时灿推荐他到河南禹州三峰矿务公司任经理，他写信大责李时灿说：“余16岁习商逃归读书，岂有20年后顿食前言再腼颜做商者？”

    矿方却异想天开，邀请他去任三峰实业学堂山长，并在聘函中夹带一句“并管理三峰矿务公司事宜”，还真把他骗了去。他后来还真当了矿务公司的经理，并显示出了接触的才能和实干的精神，使半死不活的三峰矿务公司越来越有起色。后来，他又参与河南铁路、铁矿的创办，在河南人民收回矿权的斗争中，还被选为代表进京跟公司谈判。

    1909年之后，王锡彤经朋友介绍成为袁世凯的幕僚，为袁世凯奔走于京津燕豫。尤其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为袁世凯的出山出谋划策，并在河南导演了一出“请愿共和不独立”的闹剧，帮助袁世凯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

    在为袁世凯当幕僚的同时，他也与周学熙在京、津、唐、豫等地办实业。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中，周学熙任总理，他担任协理。在周学熙两度出任财政总长期间，他还代理总理。他还是华新公司让善纱厂专务董事、兴华资本团主任董事、卫辉纱厂董事、棉业公会董事，开滦煤矿股东，地位十分显赫。

    从一个耻于言利、耻于言商的理学家，华丽转身为近代河南屈指可数的著名实业家，开启了他的实业报国梦。也正是因其有如此显赫的实业界地位，才让其大力促成了回报乡梓创办卫辉纱厂。

    “卫厂办理不得人，负债至三百余万元”

    卫辉纱厂成立后，便决定在建厂的同时，也要招收、培训工人，并边建设边开工，自1921年起至1923年循序纳入正轨。卫辉纱厂的产品很受欢迎，盈利水平逐渐上升，1925年盈利甚至达到了54万元，创下了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种情形，王锡彤是已经预见到了的。纱厂正处于勃兴时期，这一带原料充足，销售也不愁，不挣钱是没有道理的。但他没有算到，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终止了这种盈利进程。这其中就有工人的罢工。

    卫辉纱厂所招的艺徒们，不少被送往天津纱厂等地学技术，原以为学成归来可以涨工资，谁知道不但没涨，连原有的每月二角钱也领不到了。愤怒之下，在1923年的5月份，他们罢工了12个小时，迫使工厂每人每月给五角钱的工资。

    然而，这样的斗争并没有结束。1925年的11月和1927年的7月份，工人又发动了两次大罢工，分别提出了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等诸多要求，并在第二次罢工之后让厂方同意了“普增工资百分之五十”和“工作时间改为每日十一小时”等8个条件。但一个多月后，厂方悄悄从安阳请来白枪会来对付罢工的工人，次日又偷偷请来驻军对付白枪会，枪杀了数百人，包括很多无辜的工人，工人们要求厂方抚恤这些无辜死亡的工人。之后，工人的斗争就一直都没有停歇过。

    工人罢工并要求赔偿损失、增加工资，加上军阀的混战，在1926年至1927年间，卫辉纱厂不断停工，从而导致王锡彤亏损了32万元，并欠下25万元的债务。为了化解危机，工厂董事会决定再向中国实业银行及华新银行贷款60万元。

    从王锡彤的两则记载其他厂矿罢工的日记中，或可看出他对工人罢工的态度。一则为1922年10月22日的日记，记载开滦矿与启新公司的罢工。为了平息启新公司的罢工，他“连日奔走当涂，并致函省长请求维护。杨警厅长到唐山弹压数日，恩威并用，直至十一月十七日始行复工”。两次罢工损失都不小，他感叹说：“中国工艺未兴而工潮先闹，好出风头者实阶之厉。”

    另一则为1934年3月30日的日记，提到唐山纱厂罢了工。他为此写道：“风雨飘摇之中，偏为同室之斗，虽传闻有外人背景，然中国人之无知识又何辞，为之忧悒……”

    将维护权益的工人称为“好出风头者”，也可见王锡彤对于工人罢工的态度了。不过，即便没有“好出风头者”，卫辉纱厂的日子也并不太好过。1934年，由于地方讼事和裁工风潮以及日纱的倾销，卫辉纱厂又亏损了12.3万元。为了保全工厂，纱厂又向中国银行借贷了40万元来渡难关。通过精简机构、裁汰人员、增加工时等诸多举措，才在1936年实现转亏为盈，盈利达到了23.8万元；到1937年盈利增加到了37.2万元。

    关于卫辉纱厂出现的情况，王锡彤在1931年5月的日记中一再反思：“卫厂办理不得人，负债至三百余万元，为痛论之，冀其另觅妥人”，“然细思之，余亦不能无过。盖当日再三谦让，不敢接任卫厂事”。

    （下转A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