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女子被造谣出轨快递小哥，坚持诉讼“让不幸变得有价值”

　　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赵丹 受访者供图

　　28岁的小吴遭遇人生第一场官司。提起诉讼前，她是在杭州工作的河北籍普通女孩，却被捏造成“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视频主角，自此生活发生巨变。她和男友均被公司劝退，出门被指指点点，有人私信问她“是不是想红?”有一阵子，小吴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在她和男友努力下，捏造视频的郎某、何某被行政拘留9日，并公开道歉，但是小吴还是选择诉讼，不求赔偿多少不管法院最终如何量刑，为的是警示他人、给同样遭遇的女性站出来的勇气。

　　“既然我不幸成为了受害者，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份不幸变得有价值?”

期待法院立案

　　小吴的12月异常忙碌。

　　每天不断有大量媒体实地或电话采访，“睁眼闭眼都是媒体”，接受完一家采访紧跟着另一家，喝口水润润喉咙继续说;她的微博粉丝从2千涨到2万，私信多到来不及看，再碰到骂自己的私信，已经能够做到冷呵一声，心如止水。

　　10月26日，小吴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12月11日上午，她与男友去递交补充材料，得到的回复是，下周会正式给予是否立案的通知，终于松了口气。晚上接受完媒体采访，她更新朋友圈，用轻松的语气数落一通家里尿床的猫咪。

　　“太难了!精疲力尽。可能少数人才会知道诽谤罪立案非常难，收集证据也非常难。等今天的结果整整等了一个多月，在这等待期间的每一天，内心都很忐忑，害怕得到不好的结果。”小吴向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诉说这段日子的感受。

　　8月初，一段小吴被偷拍的9秒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画面中她穿着裙子站在快递驿站门口，手里挎着印有公司名称的袋子。同时发到网上的还有捏造的聊天记录，偷拍者给她编造的身份是独自在家带孩子与快递小哥暧昧的寂寞富婆。

　　事实上，小吴公司的老板和同事先于她在网上看到这段荒诞剧情。然后，事情一下子发酵至12月，她被前公司劝退，索性专心致志为自己维权。

　　在她和男友的不懈努力下，8月13日，浙江余杭警方通报，郎某和何某因诽谤他人被行政拘留9日。同时，郎某和何某公开发布向小吴的道歉视频。在这期间，双方还经历了不太愉快的调解，赔偿金额达不到一致，以失败告终。

　　有些声音会认为，对方也被拘留了也道歉了，事情应该就此结束，但是小吴称看不到对方道歉的诚意，对方给她的感觉是“始终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这促使她坚持选择不接受道歉，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请求以诽谤罪对造谣者依法惩处。

　　现在，她最期待的就是法院立案。

受害者有罪？

　　朗某和何某为何偏偏针对小吴编造谣言?此前有没有什么交集?

　　一开始，小吴也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她甚至后悔，假如自己那天没有去取快递，会不会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后来又觉得不用自责，“自己压根儿什么都没做”，就这样遭遇飞来横祸。

　　引起轩然大波的9秒视频，拍摄于一家快递点，镜头从一张桌子往上摇，对准来取快递的小吴。偷拍视频的是快递驿站隔壁便利店老板郎某。

　　这视频乍看没什么，让小吴陷入漩涡的是朗某和朋友何某捏造的聊天记录，小吴成了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寂寞富婆”，和所谓的“快递小哥”暧昧聊天。视频和微信截图被扩散，甚至登上了杭州同城热搜。

　　大概8月7日0点至凌晨1点间，小吴得到这个消息。很多人问她当时的第一反应，她说其实当时根本来不及任何反应，甚至没有任何情绪。

　　“整个人就像死机的电脑一样，全是空白的。第一次看到那个视频以及聊天对话时，我只知道我被人偷拍了，我被人说了，我的视频被大范围传播了。但其实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究竟是什么事，视频和聊天记录截图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小吴回忆，她下意识的收集证据，7日上午11点左右果断报警。

　　当地警方很快出警，迅速到小吴家里了解情况，随后警方让小吴前去派出所做了详细笔录。小吴记得那天是周五，做完笔录民警让她回去等通知，开车回去路上，小吴撑不住胡思乱想就又给民警打电话，问自己可否先去找证据，因为根据视频大概能推测出拍摄者和拍摄地点。

　　得到许可后，小吴和男友先找到快递驿站的老板，提出看监控未果，就委托老板去隔壁便利店劝说朗某自首，等待一小时之后得到回复称对方不会自首。“朗某甚至觉得这不算是个事。”小吴和男友得知朗某明确不会自首之后，就去店里交涉。

　　“他交代了一切所做所为，但是他逃避责任，理由是当时有人在群里问他在干嘛，他录了一段自己所处环境的视频发了过去。”小吴对此说法非常生气，“你可以拍快递货架啊，为何偏偏对着我?还编造聊天记录。”

　　小吴称，朗某偷拍自己时，便利店还没有开业，自己不可能去他店里买东西。她确实见过朗某，但是仅限于在快递驿站，有时她去取快递，会在那里见到朗某。“他有时会在快递站帮忙，我报一个快递码，他把快递递给我，仅此而已。至于何某，自己完全没有接触过。”

　　小吴后来揣测，朗某是不是早就盯上了自己?但是她没有办法去确认这个猜测，只是笃定，“这件事不落到自己头上，也会有其他女孩。这个受害者一定会存在的”。

　　事情发酵后，小吴出小区大门总会经过朗某的便利店，彼此隔着玻璃，但是朗某“从来没有走出来面对自己”。

　　倒是何某事后和小吴当面说过“对不起”，小吴当时感动的几乎要落泪，但是她很快意识到何某的目的是“降低赔偿金额，讨价还价”。

　　何某和朗某根据小吴的要求录制道歉视频时，提出打码，理由是怕别人认出自己来。“我当时特别愤怒，质问他们偷拍视频捏造聊天记录还放到网上时，有没有想到我会丢人?”其实，小吴曾经想过放过自己与朗某、何某和解。但是她发现这件事对朗某和何某没有影响，行拘解除后继续原来的生活，但是自己却一落千丈。

　　“为什么他们如此龌蹉的行为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都是我这个受害者在承担?”小吴不甘心、不理解。

生活发生巨变

　　28岁的小吴是河北籍女孩，今年刚刚到杭州，在一家设计公司从事总经理助理工作。之前她的生活平淡无奇，因为这则视频风波发生巨变。

　　事发后，因忙于维权，她和男友先后被公司劝退。后来小吴再去找工作，当被问及为何从上

　　一家公司离职时，她如实以告自己的遭遇，屡屡碰壁。她和男友赋闲在家没有工作，靠以前的积蓄生活，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双十二，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买买买，而是紧着生活必需品消费。她盘算了下，为了这件事维权，自己和男友的多项损失加起来“得有二十万”。

　　她出门会遭遇指指点点，陌生人窃窃私语“是不是她”“她就是那个被造谣出轨的人吧”……有陌生人加她微信，打招呼能准确无误喊出她的全名，字里行间透着戏谑，这令她担忧，“很多来采访的媒体都不知道我的全名，为什么陌生人会知道?我的隐私会不会被全部曝光?”

　　妈妈知道了她的情况，但是她们很少讨论，她知道妈妈是怕询问给女儿造成二次伤害。有次，她把一则新闻报道链接转给妈妈，妈妈哭了。她意识到，最亲的人已经受到了伤害。

　　还有令她感到害怕的是，9月被诊断为抑郁状态。大概8月底开始，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家里焦灼地不停走路，一分钟都无法停下来，甚至觉得只要停下来就会发疯，就会歇斯底里。她意识到身体出问题了，去医院一检查，果然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小吴称，自己把这一切讲出来并非是为了卖惨，而是想让大家知道谣言对于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幸好她现在已经在逐步走出来，有力量与负面情绪对抗。

　　“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生活会变成这样。因为我就是个普通女孩，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甚至没有被任何人关注过。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去法院以刑事去告别人，也没有想到面对大量网友和媒体。这不属于我，因为我不是一个公众人物，被迫成为了新闻人物。”小吴认真说道。

　　事情发酵至今，网上支持小吴的声音居多，但是也有刺耳的观点抛向她。

　　她最近收到一条私信，对方直接问她是不是想红，是不是在炒作。“说实话事情发生四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我每天都有成长，并且内心变得强大了。可能放在几个月前收到这样的私信，我会难过很久，甚至会放弃诉讼，但是现在觉得这样的声音根本伤害不了我，他们的质疑不重要。自己明白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可以了。不好的声音永远都在，没有必要去在意这些声音。”

让不幸变得有价值

　　12月12日，周六，小吴依旧忙碌不止。和四个月前相比，她的抑郁状态缓解很多，接受采访时可以用轻松的语气讲述自己的遭遇。

　　男友评价小吴，在事发前是一个非常坚强独立的人，她总是用一颗善意的心去面对周遭的人。“她热心公益，填写了骨髓移植、遗体捐献申请，平时爱收养流浪猫。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偏偏遇到这种事。我会陪伴着她坚持走下去。”

　　小吴和男友对于今后的工作、生活还没有具体设想，做好了从头再来的准备，目前最期待的就是法院立案，希望以后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事件的另一方，27岁的便利店老板朗某向新京报记者表示，“等法院的判决结果下来，该承担的责任会承担”。23岁的何某的朋友则透露，何某除了上班，几乎不再出门，也没参与过朋友聚会。

　　也有人问小吴为何坚持诉讼。她称，很多人会认为，警方已经替自己澄清这件事是诽谤，自己是无辜的，对方也被拘留过了，但是她发现事情并没有过去。“我始终背负的是负面事件，是负面新闻的主角，有些人还是把聊天记录截图当做真事去议论。”所以，小吴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要承受多久这样的非议。

　　令她坚持诉讼维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量陌生女孩私信她讲述自己相同的遭遇。她会告诉对方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取证，把自己的经历和大家分享。

　　“社会上这么多的陌生人、媒体在关注我的事件，而且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个案，是社会现象。现在不单单是给自己答复，而是给社会答复。希望我的维权可以震慑到其他有不法之心的人，也希望可以给其他相同遭遇的女生带来勇气!”小吴称。

　　假如法院立案，诉求是什么?

　　小吴说自己对于法院如何量刑没有任何想法，赔偿多少也无所谓。“不给一分钱也行，给一块钱也行。要钱不是目的，立案就好，让对方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她的想法是，“既然我不幸成为了受害者，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份不幸变得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