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红一儿童剧创作中配角人物的形象研究 ——以《鸡毛信》《月亮上的妈妈》《壮壮快跑》为例

　　广西大学 崔璨  广西艺术学院 常凌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非遗彩调剧优秀传统文化在广西高校美育创新中的应用研究”(2021A021)阶段性成果
       摘要：广西儿童剧导演胡红一坚持着本土化的人物风格和多样化的角色塑造，成功塑造出了许多鲜活生动的配角形象。在戏剧舞台上，配角的存在具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本文从胡红一儿童剧《鸡毛信》《月亮上的妈妈》《壮壮快跑》三部作品出发，对剧中配角人物进行梳理剖析，将其归纳为朋友、反派、导师三种类型，紧接着探讨受众视域下拟人化、拟动物化、趣味化三种塑造角色的艺术手法。通过总结胡红一儿童剧作品中配角的特点及价值，以期为我国当下儿童剧的创作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胡红一;儿童剧;配角;人物形象

　　胡红一导演的儿童剧《壮壮快跑》《月亮上的妈妈》《花山奇缘》等作品，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其在编剧、导演等阶段都充分考虑当下受众心理和需求。首先，在人物塑造上通过赋予配角人物典型性格和意义，降低儿童的理解难度。其次，在艺术手法上使用拟人化、拟动物化、趣味化来塑造角色。最后，在艺术风格上将本土化的民族元素与歌舞元素相结合，既满足儿童的趣味性需求也满足儿童剧所蕴含的教育意义。以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和表演形式来进行二度创作，对传统文化样式的现代转型进行了积极的舞台探索。本文尝试梳理胡红一的儿童剧，探究其配角人物的形象塑造和艺术特性，亦为我国本土儿童剧的创作探寻另一种可能。
 一、胡红一儿童剧中的配角形象
      胡红一儿童剧中，配角通过故事情节展现其性格特点。回顾这些具有角色共性的配角形象，不难发现其创作受到了荣格原型理论的影响。在之前的研究中少有对胡红一儿童剧中配角的研究，我们可以尝试从配角人物原型的角度切入胡红一创作的儿童剧。
      （一）配角的作用
      儿童剧中，主角通常是儿童形象，虽行为语言符合儿童思维，但在表演中具有年龄的局限性，而配角能更好地推动主角的行动与故事情节。《鸡毛信》讲述了海娃在翻译官的帮助下，将带有情报的鸡毛信送到八路军手中。剧中翻译官是胡红一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配角，对主角海娃起到了助力作用。他不仅三次救下海娃，还为了帮助海娃传递鸡毛信给八路军而牺牲。与之相似的有《月亮上的妈妈》中的小母鸡，小母鸡通过舞蹈音乐来表达李想妈妈离开时的不舍和原因，在思想上对李想进行正确的引导亦将正确的价值观输送给观众。
      （二）儿童剧中的配角类型
       儿童剧中的配角往往性格突出且具有同类角色的共性特征。这种具有角色共性的人物形象也被称为“原型”。根据荣格的原型理论，俄罗斯文艺学家普罗普在研究俄国民间故事的分类和组织时，将故事中的典型人物进行概括分类，即反角、施主、帮手、公主和她的父亲等[[1]]。仿照这种分类方式，可将胡红一作品中的配角归纳为朋友、反派、导师三种类型。
      1、朋友
         在戏剧作品中，正面配角多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现。朋友不同于导师，他们无法给予主角精神上的指导，但却能与主角一起战斗冒险。儿童剧《壮壮快跑》中的配角当当就是根据朋友的原型刻画的。故事讲述壮壮和小木偶当当一起去水果乐园解救被蝙蝠王劫持的妈妈并解除了乐园的诅咒。当当帮助壮壮勇闯蝙蝠王的难关还自愿被囚禁以换取壮壮妈妈的自由，故事中将当当塑造成一个有情有义的形象，展现出了他应有的角色特质。
      2、反派
       胡红一在塑造角色时没有将反派彻底反面化，而是通过反派的逐渐蜕变来展现儿童剧的教育意义。反面配角通常帮助反派制造矛盾和阻碍，但最终都受主角的影响迷途知返。《壮壮快跑》中的跟屁虫，拿到魔法水晶瓶后没有给蝙蝠大王，而是给了壮壮并帮助他打败了蝙蝠大王解救水果乐园。剧中以跟屁虫成长的方式影响观众，将教育性渗透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因此反派在儿童剧中至关重要。
      3、导师
        胡红一儿童剧塑造的导师角色起着为主角指引方向的作用。《鸡毛信》中，张连长作为海娃的导师，被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扁平人物。扁平人物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者性质被创造出来[[2]]。在剧中，张连长是爱国信念的象征，始终引导海娃前进。尽管都是正面角色，但扁平化处理使得张连长与海娃和谐融合进故事中。

　　有时，父亲会扮演导师的角色。不仅具备导师的责任和使命感，还表现出对主角的慈爱与包容。在原始意象中，父亲有着不可侵犯的姿态和神话般英雄的光辉[[3]]。胡红一在把握共性的基础上，融入当代儿童对父亲的新认识，使父亲形象更亲切。在《鸡毛信》中，海娃的爱国思想是在父亲的不断影响下形成的。他的父亲是龙门村的赵队长，负责保护村子不受日军残害。当海娃去送鸡毛信给张连长时，父亲不断叮嘱并给他一个烤红薯路上吃。看着海娃走远喊着注意安全，也展现着对孩子的关切之情。
 二、受众视域下胡红一儿童剧的配角塑造方法
        儿童剧中的人物塑造应以“观众”为核心。胡红一的儿童剧深受欢迎，得益于他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出发，将配角人物进行拟人化、拟动物化和趣味化创作;再根据儿童的逻辑思维书写故事，为儿童剧开辟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一） 拟人化满足受众的自我认同
      戏剧之所以广受喜爱是因为其中的元素与受众心理紧密契合，呼唤着受众对其产生认同感。在弗洛伊德看来，认同是指“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4]]。”儿童通常认为运动中的物体是有生命的，当他们看到非人类角色时也会不自觉地认同并将自己遐想成剧中的一员。对于成年观众来说，非人类角色的演出可以让他们暂时脱离现实，在精神上获得自由愉悦的满足，胡红一在剧作创作环节常采用拟人化来塑造角色，以更好地贴合受众心理，唤起受众对于戏剧故事的认同感。

　　在造型上，剧中非人类角色多为卡通形象。导演通过拟人化赋予其血肉、情感及精神，完成编剧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它的特点在于不完全追求造型的逼真性，而是适当借助于夸张、抽象的艺术化创作手法，以达到创作意念和审美艺术的双重表达[[5]]。在《月亮上的妈妈》中，小母鸡保留了鸡的基本外貌特征，以人的面部代替动物，将人格化的运动状态、规律加入角色的塑造中[[6]]，使小母鸡的表演具有真人饰演的影子。胡红一还塑造了许多没有生命的角色，并赋予他们人类的四肢与五官，使其更具拟人化的特点。在《壮壮快跑》中，植物被赋予了人类特征，通过夸张的艺术创作手法凸显植物的外观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这样的处理使得角色形象更加生动立体符合儿童的观看特性。

　　其次，对非人类角色的台词进行拟人化处理。当今时代，配角逐渐趋向丰满、圆整发展。赋予非人类角色人格化的特征，可以在渲染故事氛围的基础上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7]]。在创作儿童剧时，让儿童看明白、能理解至关重要。若想要各年龄段的受众都喜欢看、能认同则要展现角色语言的独特性。胡红一在塑造角色时，会依据属性为他们加入符合性格的拟人化语言。最具特点的是在《月亮上的妈妈》中，胡红一抓取生活中母鸡嗓子嘹亮这一特点，赋予其人类语言的特征，创造出了一个性子欢脱、爱唱歌的角色形象。在剧中，通过唱歌“不管脏活累活妈妈努力工作，只为接你进城去上学”向李想诉说母亲的不易，不仅减轻了儿童剧中的说教成分而且也更易于受众认同和接受。
       （二） 拟动物化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
        儿童剧的观众包括儿童、家长、教师等，因此故事创作应满足不同受众的审美需求。剧本创作时，胡红一在契合儿童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深故事内涵，赋予了儿童剧成人故事的内核。其作品《鸡毛信》最具代表性。剧中通过儿童易懂的肢体语言，钩织出狼吃羊的舞蹈来映射日军侵华的场景，极好地诠释了儿童戏剧中的“拟动物化”。所谓“拟动物化”就是让角色具有动物的特性，比如动物的习性、外形等。拟动物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模仿”动物，另一种是动物“模仿”动物[[8]]。在胡红一作品中的拟动物化都是以动物为载体承载人类的精神。

        儿童的思维发展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在日常表达体系中会按照自己认知世界的逻辑进行组合。于是，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狼时，身着日本军服手举狼形道具(图2-1)，暗示了狼的表演其实是在描述日本军在中国的恶行。这种表现方式既以儿童适宜的方式讲述历史，又避免了儿童剧过分低幼无法满足成年人审美需求的弊端。

　　图(2-1)狼

　　其次，从唱词中的拟动物化来看“鬼子只要一醒来，扫荡的队伍要出发，海娃赶紧去送信才能搬兵救大家，眼看鸡叫天快亮，羊群又要被屠杀”，日军是狼，百姓是羊。此时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资格，像动物一般没有选择权只能等待杀戮的到来[[9]]。唱词用狼吃羊展示日军对百姓的屠杀，借此来强调海娃送鸡毛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激化矛盾以推动故事发展。将戏剧引向高潮与观众兴趣互相吸引，极大程度地发挥出了剧场内的“磁场效应”。

　　最后，羊群的舞蹈很值得关注。羊群从最初的慌乱逃窜到后面团结起来共同抵抗狼群最终战胜凶恶的狼群。在这个过程中“拟动物化”主体发生了改变。慌乱逃窜的羊群是中国老百姓的缩影，而团结起来的羊群则象征着投身于八路军的人们。导演通过舞蹈给予故事历史事件的内核，增强了观众的现场体验感并凸显儿童剧的教育意义使观众在欢乐中铭记历史。
        （三） 趣味化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
        角色的趣味化设计能够保证儿童和成年观众都享受儿童剧带来的快乐和娱乐满足。许多心理学家与哲学家都认为受众观看儿童剧最本能的需求就是追求快乐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10]]。胡红一创作的儿童剧中，人物的趣味性和感官娱乐性始终主导着故事情节和叙事风格，其中人物的趣味性设计主要包括造型、动作和语言三方面。

        独特的角色造型能迅速引起观众兴趣并产生娱乐满足。儿童剧《鸡毛信》中的穿戴偶造型设计以写意为引领并兼具写实。日本军和翻译官等反面人物的穿戴偶造型在保留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使用了讽刺变形的超现实手法进行设计。日军(图2-5)面部黢黑，五官夸张畸变，既有趣又展现了侵略者虚伪丑陋的本质，使观众能够迅速领会作者的情感导向，有助于帮助他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理解角色和剧情。

　　
图(2-2)日本军

        幽默的语言更能使观众沉浸在作品营造的快乐氛围中。《月亮上的妈妈》融入了歇后语和地域性腔调等有趣的元素，老木偶调侃老邮差“癞蛤蟆打呵欠，好鬼大的口气哦”以及老木偶模仿台湾口音介绍木偶戏与其外貌形成鲜明对比，带来了戏剧性的娱乐效果。另外，编剧还会通过颠倒台词的逻辑来增加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壮壮快跑》中，“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人吃饱肚子是瘪瘪的，人饿的时候肚子是鼓鼓的”等逻辑颠倒的台词配合壮壮疑惑的动作表演，明白事情原委的观众不由得哈哈大笑。

        受众看戏是基于好玩的心理，演员多采用滑稽、夸张的动作来表达人物的内心感受与性格。在《月亮上的妈妈》中，小母鸡夸张地模仿母鸡的步态，为非人类角色注入生命力营造出舞台上欢乐的氛围。
三、胡红一儿童剧中配角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在作品中，配角的存在不仅能够衬托主角，还有助于维护话剧的动态平衡，使得作品思想性与娱乐性统一，并通过配角展示的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了民族性与国际性的融汇，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一）寓教于乐
      胡红一巧妙地将歌舞元素融入配角表演中，使剧中包含的人文思想隐喻经由趣味化的形式被观众理解和接受。配角以歌舞推进剧情，运用合理的节奏引导发展，与观众的心理情结、价值取向相融汇，实现了教育与娱乐的有机结合。在《月亮上的妈妈》中，借由配角妈妈的歌舞表演，讲述了外出打工的父母对孩子的不舍与辛酸。把作者对于留守儿童、社会的深入思考巧妙地融入作品之中。孩子们可以通过胡红一的作品直观感受到快乐、难过以及对错的概念。而成年人则能在感知情绪的同时，更深入地思考故事中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配角通过歌舞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发挥作用，悄然地影响观众的认知模式，使观众与角色之间的精神交流得以完成。无论是审视历史、探讨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还是领悟人与人之间感情，都在胡红一的儿童剧中有所体现和融合，这也是其作品老少皆宜的原因之一。
      （二） 融汇民族性和普世性
      胡红一儿童剧中的配角在主题、歌舞和音乐等要素的展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选择有效地缓解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遇到的阻碍，缩小了作品与西方的文化间隔，同时兼具民族特色与全球化特点。“普世性是哲学范畴的一个分支，它强调普遍的事实能够被发现且被理解。在伦理上，普世性就是指能够应用在所有人身上的价值观或事物”[[11]]。在剧中，胡红一在配角的表演中加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与非遗元素。如：《月亮上的妈妈》中，老木偶运用“非遗”艺术手持木偶演绎《后羿射日》，展示了非遗的魅力使话剧拥有浓郁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这些文化特征赋予儿童剧民族化和戏剧化的特质，吸引着长期生活在异国文化环境中的西方观众。此外，中西方神话都反映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和理解。在故事中，西方观众可以看到类似于希腊神话的众神，比如嫦娥奔月的情节让他们会联想到西方神话中的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这种普世性的文化桥梁便于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使西方观众更好地理解故事并提升对该剧的民族文化认同。

　　通过配角的演绎，木偶戏《鸡毛信》同样成功展现了民族性与普世性的融合。首先，胡红一通过普世性主题的传达——反对战争，建立人们普遍的情感认同和对战争故事的共同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形成一个共同体。接着，将非遗文化融入配角行动中。演员们伴着戏曲锣鼓，通过把子功演绎八路军和鬼子交战的场面。以适宜儿童观看的舞台表演展示了战争场面，给予儿童故事一种普世的关怀。不仅唤起中国观众植根于灵魂的民族自信，也进一步推动胡红一作品在国际上的文化传播。
        （三）平衡话剧生态
        在胡红一的儿童剧中，主角与配角的良性互动蕴含着生态学的思想。其中，配角在平衡话剧生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利时生态学家 P·丘文奥在《生物圈与人在生物圈的位置》一文中，对生态学这样描述：生态学是一种观点，一种特殊的方法[[12]]。就这方面来说，它研究涉及生命和环境，包括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的规律性。可以看出，生态学已经演化为一种观点或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将这种观点运用到话剧上，则衍生出了话剧生态的概念。

　　戏剧中主角与配角的互动至关重要，剧作家通过精心安排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来赋予故事灵魂推动情节的发展。胡红一常采用主角抒情、配角叙事的方法使故事的主角与配角之间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在《月亮上的妈妈》中，借配角小母鸡之口交代前因后果，并通过老木偶三人的歌舞表演加强戏剧节奏推动情节的发展。主角李想则主要通过抒情的方式，展现其成长过程，引导整个故事的发展方向并在结尾处升华故事主旨。主角、配角各有侧重地融合进故事中，从而巧妙地达成一种平衡。由此可见，主角与配角的地位在剧中同样重要，缺少任何一方都会打破这种动态平衡，导致故事有所缺失。
四、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3]]胡红一积极响应号召，将戏剧与民族元素融合，将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注入艺术创作中，让民族角色形象在儿童心中传播，呈现、传递出特有的民族审美情趣。在作品中，赋予配角人物原型特征，通过拟人化、拟动物化、趣味化等戏剧手法塑造出经典的配角形象。再根据培养配角成长的方法树立故事的精神内核，对观众进行正确的三观导向。主角与配角在创作实践中的成功结合，暗合了当代生态学思想，为戏剧的张力与厚度丰富了理论支撑也使作品发挥出震撼人心的艺术作用，成为当代儿童剧创作的优秀典范。

　 　[[1]] 刘阳. 影视动画艺术的原型意识与角色创造[D].山东师范大学,2008.
       [[2]] 闫兰. 迪斯尼经典动画电影配角形象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2.
       [[3]] 刘阳.影视动画艺术的原型意识与角色创造[D].山东师范大学,2008.
       [[4]]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 黎黎.浅析动漫卡通形象设计[J].艺术与设计(理论),2009,(05):235-237.DOI:10.16824/j.cnki.issn10082832.2009.05.086.
       [[6]] 刘昆. 动画创作中动物角色造型设计的拟人化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3.
       [[7]] 王诗莹.浅析拟人化手法在动画角色设计中的表现[J].艺术教育,2020(02):142-145.
       [[8]] 范祖荣. 美国动画电影中人物主角身边的动物配角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14.
       [[9]] 胡红一,张轶秋.论木偶剧《鸡毛信》中的穿戴偶创新[J].现代职业教育,2021(40):97-99.
       [[10]] 顾犁.儿童剧观众心理分析[D].上海师范大学,2020.DOI:10.27312/d.cnki.gshsu.2020.001076.
    　[[11]]黄焘. 迈克尔·度德威特的动画艺术风格研究[D].西北大学，2022
       [[12]]鲁双.生态学视野下农村幼儿园的生存与发展[D].湖南师范大学,2013.
       [[13]] 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