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无法抢救 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记录保存

     本报记者采访杨先让老人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位89岁的老人是谁，但也许听说过他的老师：徐悲鸿、李苦禅、董希文、蒋兆和、吴作人……也许听说过他的同事和朋友：顾毓琇、周汝昌、黄永玉、郭兰英……也许听说过他的学生：徐冰、陈丹青、吕胜中、陈文骥……

    ▶他就是著名艺术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先驱杨先让。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梁新慧/文  记者张晓冬/图

    四卷本文集，开启一个世纪的美术史大门

    杨先让是徐悲鸿主持国立北平艺专后的第一届学生，那是中央美院最为星光熠熠的时光。岁月缓缓流淌，在一个甲子之后，后来者或许已经无法感知当年中央美院的风采。而杨先让的新著、由黄永玉题写书名的四卷本《杨先让文集》，则展示了艺术家杨先让另一个身份：记录者。

    他用艺术家的丰富情感记录下了中央美院及现代美术数十年发展中的那些人、那些事，还有他对中国民间美术思考、梳理和总结，以及对艺术本体性的思考。

    这套文集通过老人的记忆，开启了一个世纪的美术史大门，呈现了一幅幅中国现当代艺术名家的画像，梳理出一条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发生、发展脉络。

    喜欢演戏，一个偶然走上了绘画之路

    杨先让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唱歌跳舞。17岁那年，杨先让曾导演过《雷雨》，他出演里面的二少爷周冲，被当时报纸赞为“最好的二少爷”。

    1948年，杨先让在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念高中，学校里的政治气氛相当紧张。有一次，他在课上偷看借来的《闻一多的道路》，因太入迷被老师发现，幸而老师的思想也开明进步，放他一马。但这件事让人后怕不已，在同学劝说下，他思量再三，决定离开学校。

    那时他正痴迷戏剧，有好心的同学为他弄来一封给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欧阳予倩的介绍信，让他带着信去南京。

    “我凑了钱，托人买了一张去北平（现在的北京）的飞机票，匆忙地离开沈阳。在北平一落地，遇到了我的同学王家树（后成为著名画家）。他当时正准备考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他说，咱俩一起考吧！”杨先让回忆，当时身上的钱快花光了，根本到不了南京，于是就留下来，和他一起考试。就这样，杨先让进入了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

    走完黄河，他开窍了，心里有底儿了

    到上世纪80年代，杨先让在版画领域成果卓著，创作出《怀念周总理》《弘一法师》《延安组画》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

    按照常人理解，杨先让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此时的杨先让，已经在中央美院“年画、连环画系”（民间美术系前身）待了6年。

    1983年，杨先让去美国探亲一年。这一年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看到美国许多艺术家对民间艺术非常重视，又从毕加索对非洲民间木雕的学习吸收中受到启发，认识到“每一件中国古老的民间美术作品，稍加变化即是一幅充满现代观念的艺术品，既摩登又有历史内涵。”

    杨先让感到年画、连环画只是中国民间艺术海洋中的一滴，就有了改年画、连环画系为民间美术系的想法。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他的设想，有领导就认为“美术学院怎么能培养民间艺人？”

    “我搞民间美术系，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实在的，就连我自己也不理解。中国艺术体系、中国民间艺术体系、西方艺术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无法回答。我被问题困扰，因此，我必须走进民间寻找答案。”于是，杨先让决定考察黄河，因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他希望从中得到解答。

    从1986年春节至1989年9月，四年间，杨先让带着包括教师、学生、摄影师、录像队的考察队，十五次出入黄河流域考察民间艺术，足迹遍及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个省区七个民族，100个左右的县镇。

    杨先让说，走完黄河，他“开窍了”，“心里有底儿了”。

    这一走，好比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

    从陕西绥德县以北各县的石狮，到陕西华县一带的皮影和求雨鞞鼓；从山西运城的民间刺绣，到晋南的木版年画；从河南淮阳伏羲人祖坟前的祭祖庙会，到黄河流域的面花和剪纸艺术……杨先让一边走一边记录，一边走一边发掘民间艺术家。

    杨先让在黄河边跑来跑去，他的老朋友黄永玉就很不理解，对他有一句诙谐幽默的评价：总在别人地里跑，自己的地都荒了。

    但杨先让却有着不菲的收获，他不但收集到几千张照片，还拍摄了一部四十五分钟的纪录片《大河行》，同时还撰写了30万字的考察报告。

    1993年，《黄河十四走》由汉声出版社出版。杨先让将书送给了黄永玉。翻开书后，黄永玉盛赞“黄河十四走”是“对千秋万载后人有深远益处影响的东西”，“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黄永玉感叹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天末怀先让》。后来，黄永玉把这篇文章收在了《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中，以表示他对杨先让——这个比他年轻几岁的老头的敬意。

    趁它们还在，做好全方位的记录、保存

    黄河十四走，走出了一番新天地。但今天的各大美院，依然没有民间美术系的影子，又让杨先让怅然若失。

    “民间美术系虽然取消了，当然也有作用，对全国很多地方也起了很大的鼓舞。”杨先让不无遗憾地说，他的考察太晚了，如果早一点去了解，会收集更多。“1956年我第一次到陕北，当时年轻媳妇头戴的大爪银器、小孩脖子上戴的银饰、小伙子头上围的羊肚子白手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民间艺术就在我身边，而我对它视而不见。等到80年代我在黄河沿岸考察的时候，再回到陕北，年轻人都戴鸭舌帽了，连一条羊肚子白手绢都买不到了。如果现在再走，恐怕更没有了。”杨先让说，亲眼见证了民间艺术如潮水般消亡，速度之快让他震惊。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甚至大规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但是杨先让对“非遗”的提法并不感冒，而对于“抢救”更不赞成。他认为，有些东西无法抢救，传承不了谁也留不住，只能进博物馆。

    “民间艺术，就是农耕社会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的东西，放在今天这个工业化、城镇化时代，不可能发展和延续，必然消亡。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趁它们还在，做好全方位的记录、保存，留给后代，让人们看看老祖宗的创造，然后吸收其创造性，变成营养，在新时代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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