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孤独的“大妈” 而广场舞是她们的江湖

     ▶恐怕时下没有哪个热词，能比“广场舞”拥有更大的话题发酵力。只要说到“广场舞”和“大妈”，立即能引起一片争论，有大力支持的，有强烈反对的，也有泰然处之的。在大家激烈辩论之时，一篇论文《断裂时代的自我弥合：广场舞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近日，东方今报记者采访了这篇论文的作者——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黄勇军，让他来解读广场舞。
 

 

    □东方今报记者 吴情异/文  李杨/图

 

    记者：广场舞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

 

    黄勇军：广场舞最早兴起应该是2000年。其实在广场舞出现以前，这种群众性运动从来就没有中止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集体做操、集体活动，大家聚集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喜欢到舞厅、卡拉OK厅等娱乐场所，北京奥运会后国家确立全民健身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健身队伍。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地方都有健身器材，从健身器材在广场上林立开始，跳舞、打太极等群众性运动随处可见，自从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严重以后，它就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而且广场舞迎合了很多需求，第一政府没有压力，不构成挑战；第二社会也支持，因为老人总有事干了；第三从个人来讲就比较好玩了，跳舞又没有什么成本，没什么门槛，随便怎么跳就行。

 

    记者：跳广场舞的这些“大妈”，生于什么年代居多？家庭背景如何？

 

    黄勇军：我们对1000多位广场舞大妈展开过问卷式调查发现，跳广场舞的人群年龄一般以50岁~60岁居多，主要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而且多数为城市普通工薪阶层，一般收入在几千元。

 

    记者：广场舞具有哪些功能和社会效应？其兴起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

 

    黄勇军：广场舞的功能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健身方面，毕竟人都需要活动，但现实中又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也没有足够的活动经费和条件，所以广场舞应该对她们那一代人或者几代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平台。从内在来讲则有社交需求，这两三代女性都生活在一个比较孤独、寂寞的环境里，无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家庭层面，都属于被遗忘的状态。

 

    因为历史原因，她们年轻的时候都参加过一些政治运动（如“大串连”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到了后面的话基本很少有这种活动了。从社会层面来讲，很多老的小区都被解体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从农村来到城市，熟人社会没有了，熟识的生活环境也没有了；从家庭层面来讲，独孩家庭、空巢家庭居多，跟以前老一代的大家庭不一样了；从个人来讲，她们则属于孤独、孤寂、被遗忘的一代，广场舞给了她们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有更多的社交、社会活动，搭建一个新的熟人社会，所以广场舞兼顾外在的健身需要和内心的社交需要。它的流行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看到了确实是风靡全国，满足了那两三代人的需求。

 

    记者：都说一千个大妈有一千种广场舞，广场舞大妈的江湖究竟是什么样的？

 

    黄勇军：她们有自己的组织方式跟分离方式，比如两个带头人相互搞不好，其中一个就会直接带一拨人出去另立山头，迅速分离成两个组织。还有就是年轻一点或者素质高的大妈跳难度更高一点、音乐更高雅一点的舞蹈，年纪大的、从农村过来的大妈则喜欢跳一些简单、更容易跳的舞，她们的差别还是蛮大的。而且每个组织都有团费，有领舞，收钱管账的，搞运营组织的……“大妈们”可以参加比赛、可以拿奖，有时候比不好会很郁闷，这对她们影响很大。我的一名队员专门考察的一个乡镇舞团，结果跑到人民大会堂比赛去了。

 

    大妈们通过网络可以迅速普及舞蹈和视频，但她们不会从网络上下载那些资源，包括跳舞的歌曲、视频，于是就找一些年轻人帮忙，而且每次总是一个人带着设备去，这中间会产生一定费用。这样一次两次无所谓，但时间长了就会闹分歧。再比如平常会费应该怎么收，收多少，怎么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这些都容易引起争议。另外很多大妈说跳舞之前，其家人、小孩都反对，但跳着跳着大家都觉得很好玩，所以就一起跟着跳，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觉得跳舞还是蛮有趣的。在广场上与别人在一起，她们可以强烈地拥有自我存在感和安全感，这就是大妈们对广场舞如此着迷的原因。

 

    记者：广场舞其实很早就有人跳，只是最近两年才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而且以负面新闻居多，你怎么看待广场舞被娱乐化、污名化？

 

    黄勇军：广场舞流行了十几年，尽管有很多小冲突，但基本没有热点事件出现，总体大家还是乐意看到而且很支持的。到了近期以来，随着新一代和更新一代年轻人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他们控制了网络，炒爆了一些热点事件，才把广场舞推向风口浪尖，导致了广场舞被热点化。

 

    忽然一下子就搞成这个样子，肯定是跟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的，应该说，是旁观者或者围观者的方式、手段发生了改变，导致这些问题出现。我曾经问过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要取缔广场舞可以，你让她们去干吗？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如果社会不能给她们更多渠道提供最简单的快乐，我认为取缔广场舞是没有道理的。

 

    泼粪、泼水、扔石头、冲突等，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包容度不够，大家相互之间包容心不够的问题。老人对年轻人带着反感包容不够，年轻人对老年人也缺乏包容心，这也是比较可怕的地方。从这件事来说，中国每一代人都应该变得更宽容一点，更包容一点，更多元一点，更理性一点，这也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真正需要建设的一点。

 

    记者：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广场舞“扰民”问题？

 

    黄勇军：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就是由公权力部门直接干预，但这种干预必须有法律依据。在西方，一旦有人违反法律、侵犯了别人的权益，最简单明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报警，比如在美国纽约日落公园违反规定，一位广场舞领舞曾被警方控制并传唤。中国也需要这样一个有公权力和公信力的部门，来管理处理类似广场舞“扰民”等社会问题，比如警方或者城管部门。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掉，涉及整个社会规范、权利之间的对抗和秩序。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成立组织，划出专门的场地，并进行规范和规制，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可行之道。

 

    记者：你们团队研究广场舞的出发点是什么？有哪些收获？

 

    黄勇军：2012年秋天的时候，我带学生做自由边界、规范规制、政治学和管理学概念主题辩论，围绕跳广场舞有没有侵犯别人权利和自由展开辩论的时候，当时争议很大，而且是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觉得广场舞很好、很欢乐；一派是觉得广场舞很吵，很扰民。于是我索性提议：我们组建一个广场舞研究小组吧。那时候广场舞算是一个冷热点，热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广场舞，很冷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

 

    就这样，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研究。没有任何经费，只能自掏腰包，权当义务工和学术工作者，而且这是一个不断发酵、不断有热点出来的社会课题。目前我们整个团队有17人，学生的足迹遍布北京、武汉、长沙、厦门及英国纽卡斯尔等地，除了我，另外一个负责人是中南大学副教授米莉。我的一个队员拟在5月份出一本相关的书籍，书名叫《喧嚣的个体与寂寞的大众》，副标是广场舞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态考察。一般我们都说大众的喧嚣，个体比较沉默，但恰恰相反，广场舞人群往往是个体很喧嚣，但作为一个整体或组织来讲，并没有发声的渠道，也没有捍卫自己权利的渠道，实际上广场舞代表了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现象，远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它的存在、发展、繁荣、困境，有着诸多历史性的根源和时代性的机缘。

 

    ■本地解读

 

    广场舞很Low？ 那是“图样图森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运动开始风靡于各个广场——广场舞。有人说，这是陶冶情操；有人说，这是群魔乱舞。关于广场舞各种各样的争议，已经让我们屡见不鲜。对此，河南省舞蹈家协会秘书长孔夏女士表示，别觉得广场舞Low，其实它也能登上大雅之堂。

 

    “每年，全国都有各种各样的广场舞比赛。”孔夏说，“比赛中，很多人跳出来的广场舞是让我们感到惊艳的。在他们的舞蹈中，我们能看到他们自己智慧的结晶，他们根据音乐去创编舞蹈动作，然后大家一起去跳，跳出来的那种整齐划一的效果，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他们的舞蹈已经堪称专业。”

 

    “另外，很多人都觉得没有文化、没有素养的人才会去跳广场舞，其实不见得是这样的，你不能一概而论。”孔夏女士说，“其实现在很多跳舞的人都是社会上的精英。就比如说我们郑州有个‘炫舞团’，是由河医的医生、大学的教授、银行的高管、企业的管理人员、退休的艺术家等组成的一个舞团。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生活品位吗？我觉得不是的。”

 

    “其实不光是他们，就连那些跳《小苹果》的，也不都是所谓的没文化、没素质，在家里无所事事的人。”孔夏女士表示，其实广场就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而跳广场舞的人，也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所以我们不能说，跳广场舞的都是没文化的人。”

 

    东方今报记者 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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