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后 专家怒斥“这就是一个广告”

     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11月26日，人民网深圳频道发布消息称，世界首例能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诞生，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领导该实验。消息发布后不久，国内122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同时，这项研究也将中国基因编辑研究的伦理问题推到国际学术界的怀疑目光之下。

     ■当事人澄清

    “知道会有争议，愿意接受指责”

    贺建奎的人生履历非常光鲜夺目，仅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在美国名校博士到博士后的历程，2012年经深圳市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孔雀计划”引进回国，年仅28岁就成为南方科技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

    贺建奎目前正在香港参加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不过，贺建奎的实验室账号“The He Lab”当天更新了多个视频，对网友质疑的多个问题作出了解释。

    质疑一：敲除CCR5基因后对两个婴儿来说是否安全？

    贺建奎：除了防止HIV感染的基因外，没有改变其他基因。她们和其他孩子一样安全和健康。

    质疑二：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担心，一旦出现基因改造而成的“超人”，“没得到改造的人类”可能无法竞争逐渐绝迹或者变得“不重要”，人类会展开“自我设计”的竞争。

    贺建奎：把孩子叫做“定制宝宝”是错误的，这对有遗传疾病的父母来说是一种诋毁，这在试图制造恐惧和厌恶的情绪，孩子并非被设计，而这也不是父母的意愿，这些父母携带着致命的遗传疾病，而这通常是两万个基因中的一个微小错误导致的，如果我们有能力帮助这些父母去保护他们的孩子，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

    我们拒绝基因增强，性别选择或是改变皮肤和眼睛的颜色，我们草拟了胚胎基因手术的五个基本准则，请您在指责时不要忘记，还有许多沉默的家庭，他们眼睁睁看着孩子饱受遗传病的痛苦。

    质疑三：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贺建奎：媒体曾报道首例试管婴儿Louise Brown的出生，当时一度有些争议。但40年来，法规、社会道德与试管技术一同发展，并帮助800多万儿童来到这个世界。试管技术切切实实给无数家庭带来福祉，现在我们的基因技术则是帮助少数家庭的新试管技术。基因手术目前仍然是一种治疗性技术，我认为负责任的父母是不会通过基因手术去改变胎儿头发或眼睛的颜色，人类增强应该被禁止，我知道我的工作会有些争议，但我相信这些家庭需要这个技术，为了他们，我愿意接受指责。我们坚信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边，既然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对家庭有益，那么基因手术在未来二三十年后也将会是合情合理的。

    质疑四：为什么选择HIV？是不是为了出名或吸引眼球？

    贺建奎：安全性是我所有问题里面关注的第一要点，我们选择被了解最充分的基因之一——CCR5，实际上，有一亿人天然就拥有一种使CCR5基因失效的遗传变异，保护他们抵御HIV，这些人非常健康。

 

    ■专家质疑

 

    伦理、安全性尚未得到解决 “这就是一个广告”

 

    “整个人类社会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是非常谨慎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家都没有权力轻易改变人类的基因库。一旦改变，风险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不可预料。”作为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会务委员会中的中国成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翟晓梅说。

    这不是中国基因编辑研究第一次因为伦理问题遭到质疑。2015年4月，中山大学教授黄军就在生物学杂志《蛋白质与细胞》在线发表的一篇研究称，他的团队完成了全球第一次在人类胚胎进行的基因修改实验。黄军就原本希望将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先后被拒绝。两家杂志拒绝透露评审细节，但承认顾虑到了人类基因编辑背后的复杂伦理问题。

    那时正是首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峰会最终发表声明，为研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改早期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开了绿灯，但同时指出被修改的生殖细胞不得用于怀孕目的。那时起，中国基因科学的伦理准则为国际学术界严格审视。

    在计划于27日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翟晓梅本来要介绍中国在生命伦理方面的发展，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但会议前一天这则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让她感觉是一种打击。

    云南中科灵长类生物医学重点实验室的陈凯教授同样担忧贺建奎的行为对学界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这可能导致公众恐慌，加剧当前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误解。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也可能让中国科学家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声誉受到影响。

    在翟晓梅看来，贺建奎试验的性质与黄军就截然不同。“就是学术失范，有很大的问题。”她说，“孩子都生出来了，才跟学术界报道，太过分了！而且我们国家的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是禁止这么做的。”

    2003年，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了12条《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其中第六条规定，不得将“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于人或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而在贺的实验中，经过基因修饰的胚胎被放入了子宫，诞下了一对双胞胎。

    而陈凯教授则认为，相比于伦理问题而言，更重要的是试验的安全性尚未得到解决。“安全性之后才是伦理问题”。他告诉记者，目前没有任何研究表明现有的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不会带来任何风险或潜在的影响。

    陈凯表示：“在安全性无法得到保证前（不能进行相关试验），这是无可争议的底线，他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

    “这就是一个广告。”翟晓梅说，贺建奎在实验完成后不进行同行评议，先向媒体发布非常不妥当，“媒体不了解这种情况，会铺天盖地地向公众传递一些可能不准确的信息。”

    这让她想起了2017年底的“换头术”风波。一位意大利医生宣布与中国团队合作，“首次”成功移植了一具尸体的头颅，并在媒体上大肆曝光。这场热闹被学术界认定为毫无医学价值的伪科学闹剧。这一次的基因编辑婴儿实验，相比起来可能“影响更大”“更坏”。

 

    中国伦理监督体系已经建立 伦理监督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官网上，该项目的“研究目的”一栏写道：“通过CCR5基因编辑人类胚胎，通过完善的试验体系，获得避免HIV健康小孩，为未来在人类早期胚胎彻底消除重大遗传疾病提供了新见解。 ”

    但是，清华大学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李杨阳告诉记者，贺建奎的这项研究对HIV的免疫是毫无必要的，“即使父母是HIV感染者，目前也已经有成熟的技术保证生出健康的孩子。”他表示，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做好防护，也不会感染HIV。

    澳大利亚彼得·多赫提传染病与免疫研究所的研究员刘浩铭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同时表示，贺建奎使用的免疫手法仅对免疫部分种类的艾滋病毒有效，但对目前中国流行的AE重组亚型无效。他介绍，目前超过50%的新增报告患者都是感染的这类亚型的病毒。

    翟晓梅一直在推进中国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能力建设工作。据她介绍，中国的伦理监督在体系上已经建立完全了。三级伦理委员会分别是科研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省市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和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上一级对下一级负有指导和监督责任，同级卫生管理部门对伦理审查委员会具有监督义务。

    但是，“伦理监督的能力建设依然是不一致的。委员会与委员会的能力差别非常大。”一些本地的医疗机构根本无法胜任伦理监督的工作，而已有的伦理监督委员会人员依然需要标准化的培训。她和她的同事希望制定规则，当涉及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胚胎干细胞的干预、用生物材料作为研究或者作为产品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监督委员会介入。

    “错了就是错了，谁的责任谁负。”针对这次的风波，翟晓梅说，“伦理监督能力建设迫在眉睫。”

 

    各关联方回应汇总

 

    原稿《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文章已检索不到；

    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没做过此项目；

    深圳医学伦理委：试验未经医学伦理报备，已启动事件调查；

    伦理审查文件“签字”者：不知情、未参会、没签字；

    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已停薪留职，该研究未向学校报告。

    据中青报调查，贺建奎创办了深圳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南科大持有一定的股份，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官网查询到了以贺建奎为项目研究负责人的《HIV免疫基因CCR5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注册信息。注册信息显示，该项目“补注册”于2018年11月8日，最近更新于11月26日，研究负责实施单位为“南方科技大学”。

    超百位科学家联合声明：危害不可估量，强烈谴责；

    两家专业学会（中国遗传学会基因编辑研究分会和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干细胞生物学分会）联合发声：对这一严重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违背医学伦理和有效知情同意的违规临床应用表示强烈反对并予以严厉谴责。

    深圳市卫计委:经初步调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未按要求进行备案。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该研究的临床注册信息上登载“经费或物资来源为深圳市科技创新自由探索项目”不属实,未对项目实施资助。

    国家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即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和科学原则，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