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一个知识分子 首先得是一个“情怀党”

     12月23日晚，许纪霖先生携自己的新书《家国天下》来到郑州参加活动

    ▶无论是《礼记》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还是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情怀，抑或是周恩来从小树立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以身为本，有家而国天下。”这是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先生心中的家国情怀。

    ▶12月23日晚，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久负盛名的许纪霖先生，携自己的新书《家国天下》来到郑州，做客“松社我来讲”，畅谈中国在走向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和转变。讲座开始前，许纪霖接受了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的专访。□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梁新慧 实习生 周兰/文 首席记者 袁晓强/图

    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得是一个“情怀党”

    人们常常说起“家国情怀”，究竟什么样的情怀才算是家国情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在许纪霖看来，家国情怀是中国过去儒家对士大夫的要求，要成为一个君子，甚至成为圣人，不但要修身，还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某一个地方，国是国家，天下指的是世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夫”不是老百姓，而是士大夫。所以，家国天下，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这个情怀，就是情怀党。

    “一个知识分子，首先你得是一个‘情怀党’，没有情怀你很难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你可能从事着纯粹的知识工作，如果你只把它当饭碗，那你只能是一个伪知识分子。”许纪霖说，知识分子不一定看职业，更重要的是精神，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唯一共同的标记就是有情怀，这个情怀就是家国天下的情怀。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以身为本，有家而国天下。

    不同历史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也不一样。

    “岳飞精忠报国，这个‘国’，和周恩来年轻时说的‘国’不是同一个国。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许纪霖说，古代中国的“家国天下”指的是王朝，岳飞精忠报国，报的是南宋，大宋王朝，他根本没有今天大家所说的“国”的概念。今天的“国”的概念，晚清才传入中国，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王朝，而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

    民族主义并非不好，但要提防走火入魔

    在古代中国，“天下主义”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思考问题时，不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从天下人的立场来思考。像老子、庄子等人，他们谈的都是宇宙或人性，这里的人性不是特指华夏民族的人性，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人性。

    “正因为如此，不管华夏还是蛮夷，在人性上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可以以夏变夷，把蛮夷变为华夏。”

    在许纪霖看来，中国的文明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是世界主义传统，而不是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只有一种主义，就会走向偏锋，只考虑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忽略另外一面——世界和人类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考虑中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同时也要考虑人类的利益。

    传统的天下主义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觉得天下只有华夏文化等级最高。“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国人都认为，黄河中下游特别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地区才是中心，周边是半开化地区，再往外就是野蛮人。如今，在一个民族国家时代，各民族国家不管大小，都是平等的，都拥有独立的主权意识。”

    许纪霖说，民族主义并非不好，但如果没有另外一种力量来平衡的话，就很容易走火入魔。因此，大家除了爱国以外，同时也要爱人类，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需要平衡，如一种新的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就是一个好办法。

    只有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无论生在哪个国家，对于一个公民来说，国家意识至关重要。

    国家意识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认知意识，是社会个体基于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和理解，并逐渐积淀而成的一种国家主人翁责任感、自豪感和归属感。它是一种政治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意识，在构建新天下主义这个认同模式上，不仅需要依靠知识分子，每一个公民都有应尽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意识一定有民族主义在其中，否则也不会成为国家。”许纪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世界具有重要担当，因此，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中除了国家利益以外，更要有人类意识，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这需要每一个公民参与其中。

    许纪霖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是特权阶级，他们被称之为“士大夫”，有资格参与政治，而农工商是平民阶级，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资格。“天下兴亡”好像是集知识分子于一身，因为有这个传统，所以社会对知识分子有一种特殊的期待。

    “如今这个时代，一切都改变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不局限于知识分子，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其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民责任’。”许纪霖说，社会变化到今天，企业家、中产阶级在社会上拥有的资源，某种意义上已经远远超过知识分子，因此，只有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复兴中华文化，并不一定要抵抗外来文化

    要实现中国梦，必须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

    许纪霖说，综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今天国人的很多风俗习惯，都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同化而来。在这个过程中，不单单是汉族同化了少数民族，同时少数民族一些好的传统也被汉族同化进来。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闭关锁国的经历，但整体传统还是开放包容，并善于把外来的东西化为己有。就像圣诞节，它先是商业化推广，然后变为年轻人狂欢的节日，对于中国人来说，好像已经不具有圣诞节本身的意义，而是化为中国自身的一个新传统。如果再往前追溯，就连握手这一礼节，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因为中国古代人们见面只有作揖。

    “不得不说，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和改造能力很强，不会因为一两个节日就被洋化。对于社会上出现抵制圣诞节的行为，大可不必。因为我们一直拥有开放的心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许纪霖说，复兴中华文化并不一定要抵抗外来文化，中外两种文化可以并存，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开放，善于学习，并不断接纳优秀的成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800年间，很多人都信仰佛教，并且把一个外来的宗教成功地同化为中国自己的宗教，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每一次中国文化复兴的前提，都是成功化解外来文化的冲击，而不是把外来文化抵在大门之外。盛唐时期，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可以在京城做官，各种胡人在长安城行走，正是有了这种自信和包容，才铸就了盛唐的辉煌。”许纪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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