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会特赦贪官

  ■李长需

  □东方今报评论员

  王岐山在反腐上的硬气已经被悉知，一声长叹的时候是不多的。如今，这个“宁遇阎王，莫遇老王”的老王长叹了一声，引得四座皆惊。

  且看香港文汇报的一则新闻：4月11日，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在湖北武汉进行“反腐新常态”主题演讲时透露，近期有官员问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是否有可能对主动自首的腐败官员酌情特赦。要在两年前，王岐山肯定要拍桌子大骂，但这一次，王岐山只是长叹了一口气说：“还不到时候。”

  如果报道属实，一句“还不到时候”，意思隐约可以读得明白，那就是：有实行的可能，只是时机还没有来到。这个说法，无疑又勾起了人们对特赦贪官的谈论兴致。

  “特赦贪官”的话题并不新鲜。这些年出现了多次，也讨论了多波，大众对此的认知也算是越来越清楚。从15年前的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研究建立全国公共廉政账号，到2012年底李永忠和理学学者吴思、经济学家张维迎再次提出赦免之论，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就2012年这次争议而言，吴思等提出的基本主张就是对贪官的原罪进行赦免，目的一是解决腐败呆账，进而迈出制度反腐的步伐；二是以赦免作为“胡萝卜”换取贪官支持反腐败改革，并借此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不过，一年半的高强度反腐，让人觉得这种理论只能停留在论文和舆论之中。如今，王岐山一句“还不到时候”突然让人想起，去年4月，他提出的“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似乎另有深意。

  按照李永忠的解释，正是因为高压反腐让王岐山意识到腐败的存量实在太大，要把30多年的腐败官员都彻查清楚，以现在的力量远远不够，而且最后“要么鱼死要么网破，甚至鱼还没死，网就先破了”。

  我不便猜测王岐山所作表态的原因，但是，我想试着分析一下为什么特赦贪官“还不到时候”。

  其一，公共舆论尚未达成共识，现有环境难以支持对特赦贪官进行决策。吴思等抛出特赦贪官论之后，主流观点和声音以反对为主。虽然之后舆论场发生了大翻盘，持“特赦说”者愈来愈多，甚至在某种层面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尚未在民众中形成共识。

  民众的关注点依旧在零容忍式的“打老虎拍苍蝇”上，贸然祭出“特赦贪官”无疑与民众的心理形成极大的反差，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执政党和政府是不是在真反腐呀？只有官民达成高度共识，实行“特赦”才不会发生重大风险。

  其二，还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可以“特赦”的大环境。在反腐败上，中央要建立一个“不敢”、“不能”、“不想”的制度。反腐中的“不敢”是治标，“不能、不想”才是治本，而目前只是在“不敢”环节初见成效，离“不能、不想”尚有距离。在反腐败的笼子尚未扎紧的时候，“特赦贪官”可能事与愿违。

  当然，这个大环境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环境，更应该是一个包括官场生态在内的整个社会治理的良性生态。这自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来营造。

  其三，还需要考虑怎样制订“特赦贪官”的可操作性方案，以便进行制度配套。毕竟，在国内外历史上，对特赦贪官还没有成熟的先例。古代历史和一些国家的大赦，多针对的是政治犯和在某一时期内犯一定罪的刑事犯，是国家对他们免除刑罚的措施。而我们讨论的特赦对象则是没有被发现的贪官。李永忠一直强调自己的观点是有条件赦免，即：贪腐官员必须如数退清赃款。

  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特赦贪官并非讨论禁区。反腐败的局部战役中运用有条件赦免已有不少先例，大到沈阳的慕马案、哈尔滨的国贸城案、福建的远华案等，小到一些地方官场的普遍性腐败案，近的有公安部在“猎狐”行动中限期投案减轻处罚的举措。这些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虽然我们对腐败恨之入骨，但是，基于腐败的呆账存量和反腐的复杂性，“特赦贪官”方案无疑提供了一种解决社会难题的可能性。当然，囿于其实施的复杂性，实行起来不但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一个时机。目前而言，反腐败的手腕仍不能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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