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为何容易患上“人口恐惧症”

  ■汪先腾

  □东方今报评论员

  上一篇文章我们讨论了北京市相关部门的嫌贫爱富心态，即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京籍劳动者就业，试图压制非京籍劳动者在一些服务行业的高就业率，同时，鼓励吸引高层次专业技术型人才来京就业。那么，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政策呢，是要实现北京市提出的“以业控人”的人口调控目标，言下之意，他们担心北京人口太多。

  如果是普通百姓担心一个城市或社会人口过多，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罢了，可是，如果是政府官员视庞大的人口规模为洪水猛兽，势必会利用组织和制度赋予的权力来阻止人口的增长，包括外地人口的迁入。他们的理由无非是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不足。

  比如，北京官方就认为，北京太缺水了，北京的学校也不够用。尤其是缺水问题，成为其控制人口规模的主要依据。虽然北京水资源不丰富，但是通过南水北调和海水淡化，这个问题很难成为一个问题。洛杉矶85%的用水都从外地调入，而北京大约只有8%的外调水。

  至于说到教育资源不足，更是一种假象。人口学者易富贤前几年就对此提出过质疑。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小学入学人数为14.2万，而小学在校人数为72万。这是个什么规模呢？

  拿郑州比一比好了。2014年，郑州普通小学入学人数为14万，而在校学生75.1万。抛开这两年郑州人口的增长不说，即便是2012年，郑州小学入学人数12.9万，在校学生67.3万。要知道北京的人口规模是2100万，而郑州为900万。小学生人数与郑州相当，怎么好意思拿“教育资源不足”来说事儿？

  可见，“教育资源不足”和“上学难”从人口规模角度去找借口是行不通的。认真比较历年数据就能发现，小学数量、专任教师数量的锐减才是问题所在。比如1995年到2012年，北京市人口增长了65%，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减少到1081所，专任小学教师数量从6.2万减至4.7万。

  官员们患上人口恐惧症，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辩护。如果你在教育领域多投入点，规划科学点，又何苦为人口多而担忧？循着这样的逻辑，北京人口调控的许多理由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

  不久前，澎湃新闻的社评《破除人口恐惧症》一文指出，人口恐惧症在官员中仍普遍存在。那么，人口是一种负担吗？或许，仅仅是官员们这么认为，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形态培养了他们固化的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思维。他们害怕分配紧张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他们觉得人口所交税赋相对消费的资源太微不足道。

  企业家肯定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人口多意味着购买力和生产的活力，比如房地产商，每投资一个城市，一定会先考虑其人口规模及增长潜力。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不断减少和外流，想必他们建设高楼大厦的动力将全无。

  不少官员担心人口多，毫无疑问，与他们的社会治理能力相关，与他们对资源紧张和管理挑战的恐惧相关。面对“僧多粥少”，他们往往认为，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肯定比提供更多公共资源等来得更快、更省事一些。

  其实，我说的不仅仅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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