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4·24”暴力袭警案，被告人魏永红因妨害公务并对国家公务人员实施暴力，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4月24日晚，因怀疑魏永红涉嫌吸毒并贩毒，民警对其传唤，走投无路的魏永红突然抄起自来水钢管，向民警董亚斌头部抡去，将其头部打出一道3厘米长的开放性外伤，被缝7针。
　　据悉，这是陕西省公开审判的第一例暴力袭警案件。
　　9月27日，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媒体交流会上称，2005年上半年，全国有23名民警在执法中遭暴力袭击而牺牲，还有1803名民警被打致伤。武和平特别提到，陕西省一个市5个月连续发生13起暴力袭警案件。
　　话音未落，10月12日下午近6时，西安市东郊高楼村又发生一起严重暴力袭警案，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等驾坡派出所的一辆出警车遭到十几名歹徒的围攻和打砸，车上的一名民警和两名协警员被打伤，歹徒劫走了警车上的一名犯罪嫌疑人。
　　“袭警案件频发，说明法律资源正受到严重挑战，社会公共道德感在退化。”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说。

　　袭警之风
　　“那群人简直无法无天！”一位目击者向记者说起“9·5”暴力袭警案时显得十分紧张。
　　9月5日晚，西安市公安局长乐中路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称长乐中路东城加油站门口有人打架，要求出警。该派出所值班民警王军亮、王锋带领两名协警员赶到现场。
　　在现场初步调查后，民警将涉案人员带上警车准备回派出所进一步盘问处理。
　　“就在准备开车时，有两辆汽车疾驶而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车上冲下来七八名男子，手持斧头、菜刀、木棍，对着我们说：‘谁把人带走，就砍谁！’”王军亮说。
　　随后，狂徒们强行拉开警车右侧前门，挥舞凶器砍向民警王军亮，另一名民警王锋从警车右后门下车劝阻时也被歹徒砍伤。之后，歹徒与涉案人员驾车逃离现场。
　　经医院诊断，民警王军亮左肩胛骨处被斧头砍伤，伤口长约10厘米;而另一民警王锋背部、头部被歹徒砍伤多达12处。
　　今年1月28日，陕西省铜川市王石凹矿区涉嫌殴打他人在逃的无业人员张鹏向当地派出所打电话，称其在一家网吧，让民警去抓他。接报后，民警前往抓捕，刚一进门，张鹏就拿起斧头砍向民警。
　　西安市公安局韦曲派出所刑警侯君，在2004年6月15日抓捕犯罪嫌疑人时被当场打昏，做了多年警察的侯君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嫌疑人陈涛知道我们要去抓他，不仅没有跑，反而纠集了多名闲杂人员，手持铁棍潜伏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进行突然袭击。”
　　袭警案背后的心态
　　5月29日，一伙人在西安市公安局东关南街派出所门前斗殴，民警陶某上前制止时遭到暴力袭击。主要嫌疑人之一的周某说：“听到有人喊‘打警察’，我就去打，反正警察不敢打人。”
　　而在此案中受伤的陶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在遭受暴力时，作为警察，我不能还手。”
　　“近年来，公安机关倡导文明执法，但执法对象以及执法者都对此有曲解。”陕西省公安厅研究室主任吴仲飞主任分析说，“在执法方式上是应该文明执法，但在执法手段上该严厉的一定要严厉。”
　　说到警察打人，西安市公安局环城西路派出所副所长胥宏斌也是一肚子委屈。他说，有一次，他和同事在现场处理一起斗殴事件准备将涉嫌打人者带回派出所时，打人者竟然大喊“警察打人了”，并且打电话到当地媒体报料，“要强制将嫌疑人带回，肯定会有一定的肢体接触，一些不明事理的群众也起哄，加上有些记者就爱报道这样的新闻，让执法非常被动。”
　　在“9·5”暴力袭警案中被歹徒砍伤的民警王军亮至今无法理解：“当时歹徒砍我们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报警。”而更让他寒心的是，事后警察在调查此案时，希望涉及此案的一位人士出面作证，这位人士断然拒绝。
　　“暴力袭警案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大，给基层民警执法的积极性带来很大的挫伤。”吴仲飞说，“在暴力袭警案中，被打掉的是警帽，被侮辱的是民警个人，但被亵渎的却是神圣的国家公权及法律尊严。”
　　“警匪一家”悖论
　　西安袭警案频发并非个案。当袭警事件频频发生时，“强势”警察的“弱势”生存再一次让公众对中国警察的形象重新认识。与此同时，警界重塑中国警察形象的努力也在进行。
　　“公众对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和成都火车站警匪勾结等的最大诟病是‘警匪一家’，这说明很多老百姓对警察不信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对记者说。
　　而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看来，“警匪一家”现象可能存在一个悖论：警察必须要与三教九流、神仙老虎狗打交道，否则他就不能充分掌握并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灰色”信息，如此也就不能有效调控社会秩序。
　　“比如，每个主妇都不希望先生与不良妇女来往，但如果他是一名警察，在进行治安管理时他就必须与这些女人有所接触，了解她们的现状和生活，否则就无法掌控一地的治安秩序。”王太元这样阐述这个悖论。
　　实际上，恪守职业道德的警察是大多数，“警界败类”毕竟是少数。
　　“我曾经几次打入贩毒集团内部，也多次便衣深入三甲集等毒品泛滥地区摸底，有时候在大街上碰到毒枭，还要跟他们打招呼——这是我们工作的要求。”毒品重灾区康乐县禁毒大队大队长张立峰告诉记者。
　　王太元痛心地撰文指出，任何时代，都只是极少数的警与匪勾结在一起，但人们常常是站在清高的立场上骂他们的全部，这就造成另一个悖论:“公众骂得越多，警察与公众的距离就越大。”
　　“警察素质”与财政困境
　　在记者对西安袭警案的调查中，警察素质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也有很多警察素质不高，作风粗暴，甚至滥用权力牟取私利，伤害了群众感情……这有可能是今年袭警案频频发生的一个原因。
　　在警察素质低下的表象之下，事实上，存在已久的真正病灶是财政之困和监督之失。
　　一位警察有感而发:“从整体上讲，如果你们了解到中国很多地方的警察在靠罚款挣钱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要将部分罚款收入上交政府财政的话，中国警察与世界警察比素质，最差的绝对不是个人品质、职业道德、文化程度或者本质能力什么的，而是现代法治意识。”
　　他坦言，在中国一些公安执法部门，收费、罚款、摊派，下达任务时都说成是“中心工作”，出了问题被查处时又变成是“三乱”(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了。
　　记者在江苏、浙江等城镇采访时多次遇到有当地警察参与的强制拆迁。
　　王太元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政府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把警察推上去，造成警察与公众的事实对立，损害了警察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相对于过多的行政任务和干预，一些地方对警察的财政支持却少得可怜。一位公安部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举了湖北赤壁市的例子。该市的财政收入一年只有1.7亿元人民币，有两万多名公务员，一人一年的工资平均需要一万元，财政收入都用来发工资，每年还会出现3000万元的缺口，基本谈不上公安建设；财政带来的缺口只能由罚款来补充，当地第一罚款大户就是交警，一年罚款金额达800万元。
　　谁来关爱警察
　　在警察形象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关爱而非简单的指责。
　　中国警察学会公安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许新源告诉记者，警察最易受损的几种权利是:生命权、人格权、名誉权、休息权、合法取得报酬的权利。
　　“一个月值三分之一的夜班，没有周末，黄金周不放假……和群众打不完的官司，稍不小心，就要被投诉，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调查、谈话，然后是红头文件处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民警抱怨。
　　去年12月，重庆一民警跳楼自杀身亡。从死者身上找到一封留给其妻的遗书:“从警工作压力大，身心疲惫、失眠乏力、情绪低落。”
　　警察是心理压力极高的群体：频繁地与法律边缘人打交道，经常接触社会阴暗面;高强度工作，超负荷运转，所面临的照顾家庭和职业之间的矛盾大于常人。这一切都有可能使他们变得格外敏感和脆弱。
　　我国正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个犯罪高峰。有调查显示，中国一线民警平均每天工作11至15个小时，平均三周才能休息一天。
　　据统计，近20年来，全国因公牺牲的民警有6000余人，负伤10万余人，几乎“时时有流血、天天有牺牲”。公安民警成为和平时期最具危险性的职业。
　　中国前卫体协曾对公安民警进行了一次体检调研，结果显示：民警患病率高达86％。据分析，造成此状况的原因包括:大多数公安民警在工作上长期处于紧张疲劳状态，导致肌体功能紊乱、营养结构失衡等。另外，基层公安机关培训经费不够、自防能力较差、准确使用武器的能力不足等等，都是民警非正常死亡增多的原因。
　　警察的出路
　　事实上，从严治警，提高警察素质一直为国家领导人和公安部领导所重视。
　　去年全国公安机关内部开展“大练兵”活动时，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强调：“练兵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不是一个战术动作，而是一个战略动作。”
　　专家指出，全面提高警察素质和公安队伍的战斗力以及保护人权的能力和水平，最根本的工作在于全面解决每一名警察的“后顾之忧”，全面减轻公安工作的负担、剥离各级政府附加在公安民警身上的非公安职能。
　　专家指出，警察确实需要反思，然而，除了“从严治警”，警察素质提高的路径更多应该来自警察队伍之外。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需要正确处理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的投入产出关系。
　　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