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今报新闻观察员 路治欧

    “协商”不是一种仪式

    月11日，在全国各地“两会”相继召开之时，《新京报》发表社论《期待更多代表委员履职敢于直言》：“两会原本就是代表、委员替公众代议国是的，离不开观点的碰撞、争辩，代表委员‘敢说’应是履职的常态而非例外。”

    其实，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评头论足，也是老百姓的权利，也应是“常态”。广东媒体除了炮轰个别参会者，也充分展示与会官员人性化的一面，如“广州新市长陈建华洒泪”，流泪只为忆邓公。

    陈建华是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秘书。自1984年始，在之后的十年中，陈建华一直在谢非身边，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时,他是指定的录音、记录和整理者。

    对于“两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建议，座谈会要有讨论、有交流、有碰撞、有协商，不能一开会就念稿子，把制度变成了仪式，政治协商会议不能是“准备好稿子，你们讲话，我听，协商变成了一种仪式，内容是什么，反而没有太多的考虑”。

    “两会”不是政治节日，不宜像过节一样去庆祝，而应当给公众更多的展示决策的产生过程、展示代表委员对于话题的争论。这需要更多民众去关注，去参与，也需要代表和委员转变观念，不怕说错话，而是要多讲话，多为所代表的群体讲话，这也是法律的本义和赋予的权利。

    回家难不能全怪铁道部

    上周，铁路系统专家回应网络订票为何难，称“设计能力不足，以及主动限流所致”，“网络正式运营前做过测试并进行了整改，但仍有不足”，网络售票“已启动新一代客票系统的规划设计”。

    《人民日报》刊发评论认为，“难在运量太大，大到超过了运能的支撑”，“难在单向运输”，“难在供给不足”，“也难在大家都偏爱铁路”。因此，“春运难的本质是短时间内的供需紧张，没有一种运输方式可以包打天下”。

    央视网《非常道》栏目提出“回家难不能全怪铁道部”。网络订票等手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是没有改变整个供求关系，表面上看过节的习俗使人们集中回家，其实最关键的是“区域发展不均衡造成劳动力大规模流动”。

    此外，在得知近70%的一项调查受访者表示“为春节回家而烦恼”时，有文章便开解，卸下“恐归”的心灵绊脚石，“父母最希望的是团团圆圆，最操心的是平平安安”，回家过年的脚步不该如此沉重，车票、人情消费压力、路途遥远、婚姻等问题都不应拒绝一种来自家乡父老的呼唤。

    校车运行模式更重要

    1月8日，“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截止，但争论不止。

    有车企代表指责该标准过高，不符合国情。《人民日报》刊文认为：“作为公共服务产品的标准，其本身没有控制成本的义务，没有扶助弱小产能的职能，更不应承担行业内部利益均衡器的作用。”

    《新京报》认为，车企代表口中的关于“农村实际”的“国情说”并不能成为降低校车安全标准的理由。并举例称：甘肃庆阳属贫困地区，但当地政府在正宁校车事故后，从公车开支中拿出700万元，再通过其他渠道筹集300万元，很快就为当地学校购买了40辆大鼻子校车。

    不过，著名时评人五岳散人表示：“合点并校之后，学生分散，需要的校车数量大，各地的经济状态也不同，都是美国装甲车式的玩意儿，大概很多地方确实消费不起。”

    《武汉晚报》发表评论担心民办教育机构把成本转移到家长身上，一般家庭是否能承受得起？因此，除了校车标准是绝对安全优先还是“用得起”优先之后，迫切需要建立校车的经营运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