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 扬
    近来，重庆市的“试错免责”机制引起了舆论热议。从理论上讲，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改革创新，就要宽容失误乃至失败，因而舆论对“试错免责”同样给予了宽容和理解。实际上，重庆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早在2006年，深圳市便将“免责”条款写入改革创新条例，当时也曾引起舆论热议，不过据深圳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南岭日前介绍，两年多来，该市还没有相关“改革失误”个案出现，也没有启动过“免责”调查。（据1月5日《南方都市报》）
    深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有锐气、有闯劲也有“试错”的勇气，但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偌大一个城市，那么多党政机关，那么多领导干部，出台了那么多政策、实施了那么多工程，其中就没有或大或小的“失误”个案？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深圳市的“试错免责”机制没有用武之地呢？
    我宁愿相信，“试错免责”机制无用武之地，与另一种机制长期被虚置有着直接关系，这种机制便是决策失误究责机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干部问责制。恰巧，1月6日有条新闻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重庆市最大的 “烂尾楼”——“三峡明珠观光塔”被拆除，轰然之间，纳税人的1000多万元变成了一堆废墟，而当初是谁拍脑袋要建这个观光塔，却不明不白，更不要说追究责任。像这么大的决策失误都不究责，足可见我们的决策失误究责机制荒废到了何种程度。
    而一旦决策失误究责机制徒有虚名，那么任何决策失误、改革失误以及任何“试错”失败，都会不明不白，不了了之，因此也就不会有所谓“改革失误”的个案出现，当然也就不必启动“免责”调查。在此情况下，“试错免责”机制焉能不成为一个摆设？这就是当下的普遍国情，连决策失误究责机制都落实不了，连决策失误的责任认定都没有，何谈“试错”免责？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既然要“免责”，首先得认定责任，没有责任认定就谈不上免责。换言之，只有在落实决策失误究责机制的前提下，“试错免责”机制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作用，才能让该被究责者被究责，该被免责者被免责，让真改革者大胆去闯，让伪改革者“安分守己”。如果决策失误究责机制徒有虚名，就意味着所有决策失误都会被免责，“试错免责”机制便纯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