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树浓
    进入2008年，中国最高检察院正式提出了“劝返模式”尝试；其时，最高检察院已经“劝返”外逃贪官7人，使该模式初见成效。支持者指出，“劝返”有一举三得之功：对我方司法机关意味着追逃成功；可以为逃犯地国家节省刑事司法合作成本；有利于逃犯地国家的秩序与安全。（据12月14日《长江商报》）
    普通民众面对贪官外逃事件，最朴素的情绪就是希望这些贪官能被抓回来接受法律的审判。然而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能成功抓回的贪官寥寥无几，而即使能抓回贪官，也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最高检提出了“劝返”模式。
    从反腐工作大局来看，贪官能“回来”总比“不回来”好，但在笔者看来，成功“劝返”外逃官员7人，并不足以当成是一种司法“政绩”而沾沾自喜。事实上，“劝返”并不是一种司法程序，而是一项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由最高司法机构之一最高检提出，本身就是一种不严肃。
    正如云南省某反贪官员所说，“很少有贪官愿意主动回来，否则他们当初就不会逃。”外逃贪官之所以回来，并不是工作组人员的思想工作做得好，而是法律公正要为他们回来付出代价。假如不承诺轻判他们，“劝返”能取得初步成效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制社会最基本的准则。这样的承诺不仅不符合公众的期望，更是与法律的公正与尊严相背离。
    事实上，即使对贪官承诺轻判，也不能保证诸如杨湘洪之类出逃官员都真正愿意回来。比这更令人担心的是，以承诺轻判为前提的“劝返”模式，会增加贪官外逃的底气。如果东窗事发后想办法逃出去，即使被“劝”回来也可以被轻判，那么无论“贪腐”还是“出逃”，都将变得更加容易，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应被忽视。
    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是法制社会反腐工作的出发点。“劝返”模式只可理解为针对当前特殊阶段，能部分“治标”而不能“治本”的一种无奈之举，其所反映出来的是面对官员“出逃”的制度无力。
    要真正惩治“裸体做官”，唯有加强反出逃制度建设，比如建立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大对问题官员的监管以及对官员出国的限制；同时加强国际反腐合作，等等。从这种意义上说，“劝返”贪官只是一个开始，而不能意味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