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外
    有关上海袭警案的报道出现微妙变化：7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在其网站上对此事做出官方通报称，“据杨某交代，其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而目前最新的警方通报已将其中“报复行凶”字样删除。某刑辩律师分析，从目前获知的案情看，疑犯杨佳此番行动明显经过精心预谋，因涉嫌盗窃自行车而报复执法部门的动机，和其行为的严重性以及手法的极度残忍有点不太相称。（详细报道见A17版）
    我赞同这名律师的分析，事实上，在造成10名警察6死4伤这样惨烈的结局前，疑犯疯狂而残忍的行为远远超出了 “报复”的界限，表现在他身上的行为，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变才可能导致的癫狂。据报道，疑犯杨佳来自单身家庭，随母生活14年，从小性格内向孤僻……我想说，类似杨佳这样“理智的疯子”，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因种种原因造成的性格缺陷，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因一件小事而引爆，从而做出极端之事。表现在杨佳身上的“症状”，哪怕执法部门确曾对他做过不公平处理，他所做出的过激反应，也已不能简单地用“报复”二字来解释——事实上，他是在反人类。
    分析这样的人，我们总是深挖社会土壤，在其生存环境中寻找根源，这固然没错，但我们必须明白，并非所有的“怪胎”都是因为子宫的缺陷。事实上，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类似杨佳这样的极端人物也是屡见不鲜。而说到杨佳，我自然想到马加爵，当时我们一些评论者在分析马加爵事件时，均把他犯罪的动机归罪于贫穷。而我要说，他固然穷，也频遭歧视，但我们可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承认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绝对平等和公正，那么总是要有人在旁人的幸福前体味痛苦和冷遇，如果这就是罪恶的诱因，那么这诱因就永不可消除。
    在一定程度上，当一个人的性格缺陷已然构成，其所置身的生活环境只是一种催化剂——在很多时候，一些性格孤僻者将生命中的阴影无限放大，乃至仇视一切，继而仇视束缚他肆意宣泄的法律和道德。这其实是一个病理学问题，而最终的“病理”则使人沮丧——事实上，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自上帝贬斥了撒旦那天起，它就像病毒一样种在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完美，恶永远是难以剔除干净的，一个子宫不管多么健康温暖，也有可能孕育怪胎。
    我知道，这样的结论会令很多人感到不安，有人会问：那么，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吗？非也，事实上，单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精神卫生和心理卫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很多类似杨佳这样的心理疾病患者，在冲突发生后，亲人难以成为其倾诉的对象，而在众多的社会机构里，他更难以找到疏导和排遣的渠道。这应该是给我们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障碍，类似的极端行为应该就会相应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