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报评论员 赵志疆
    56岁的衡明贞在长途客车上，独自面对歹徒的尖刀，被扎7刀，身上17处伤口。面对3个歹徒的尖刀，老人的反抗却没有得到其他26名司乘人员的响应和支援。在客车上熬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奄奄一息的他才住进医院，那时候，鲜血已经染红了衣服，浸湿了车座。（详细报道见A05版）
    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正在日益蔓延，冷漠总是伴随着见义勇为的壮举同时撞击着我们的视线。26比3，这原本应该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正邪对决，然而在令人窒息的冷漠氛围中，代表正义的老人终于悲壮地倒在地上，留下一身伤口和满腹疑问——— “车上恁多人，咋都没有一个出来帮把手呢？”
    衡明贞老人的话既是凄凉的感叹，更是悲愤的拷问。当老人独自浴血搏斗之时，如果有人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甚至只是一声断喝，事态的发展也许并不会是这样一种悲情的结局。然而这仅仅是“如果”，歹徒肆虐之时，其他乘客“有人扭过头来”、“有人用手蒙住了眼”……歹徒扬长而去之后，独力难支的衡明贞老人“感觉冷，非常冷”，这种冷既是因为天气严寒、失血过多，何尝又不是因难耐冷漠而发自内心地感到寒冷？
    肉体上的创伤可以用医疗来抚平，心灵上的创伤又该拿什么来抚平呢？虽然倔犟的老人表示下次遇到类似情况还会继续挺身而出，但是，如果任由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事件一再发生，不仅将会给其家属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和经济重负，而且难免会打击和削弱其他见义勇为者的积极性。无论冷漠者搬出什么样的理由，对他人生命的漠视都显而易见，在他们眼里，生死攸关的只是他人，而这远远不如自己轻描淡写的各种借口重要。难道生命之宝贵只属于自己，他人的生命竟然如此“轻于鸿毛”？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镌着马丁·尼莫拉的一首短诗——— “当初他们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如果每个人都将他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的话，灾难袭来，究竟还能奢望到哪里去寻求援助？如果说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那么冷漠就是冷漠者的“墓志铭”———因为冷漠，他们将注定只能栖身于人迹罕至的荒岛。
    衷心希望那些悲剧的见证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警方提供必要的证据，这不仅是他们道德救赎、灵魂忏悔的一次表现机会，更是以实际行动慰藉衡明贞老人壮举的一种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