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报评论员 梁岩
    “被告人认罪、积极赔偿的，可酌情减轻刑罚。”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在我省率先实施的“判前赔偿减刑”制度，引来了广泛的争议。（详细报道见A07版）
    赵万军律师对“赔偿减刑”制度提出了两大质疑：一是多此一举。最高法院早有司法解释：“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地方法院没有必要再作规定。二是有违公平。“赔偿减刑”可能造成同案同罪不同罚，从而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赵律师的质疑当然有道理，但对照两大质疑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既然最高法院早有类似的规定，为什么“赔偿减刑”又违背了司法公平呢？莫非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也有问题吗？
    其实，二七法院的“赔偿减刑”制度与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还是有区别的。最高法只是规定被告人赔偿被害人后，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而“赔偿减刑”制度却直接规定“可酌情减轻刑罚”———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比较原则，因为“考虑”隐含着多种可能的结果；而二七法院的规定则进了“一小步”，直接点明了“考虑”的一种可能即“减刑”，这就使“赔偿”与“减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甚至给人以 “直接挂钩”的感觉——— 问题也正是出在这 “一小步”上。
    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的权力。如果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较好，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情节”予以考虑。但问题是“赔偿”与“情节”之间是什么关系。积极赔偿者的“情节”就一定轻微吗？不积极赔偿者的“情节”就一定恶劣吗？显然不是的，因为是否积极赔偿不仅取决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而且取决于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尽管“赔偿减刑”制度中还有“得到受害人谅解”的限定，但却无法避免“为钱而谅解”的情况——— 要知道，刑事案件并不仅仅是被告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公事。实际上，与被告人对簿公堂的是代表国家及公众的公诉人，而不是案件的直接受害者。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被减刑的罪犯不履行民事赔偿义务，而受害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却陷于绝境。“赔偿减刑”制度肯定有利于缓解这类问题。但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必须权衡它的利弊。笔者认为：“赔偿减刑”的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