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义明说，很多人忙着挣钱，淡忘了读书时与同学一起聊起的理想。人过一辈子，仅仅挣钱是不应该的。

    ■他，1998年因代理小股东状告红光实业虚假陈述案，被誉为“中国证券市场维权第一人”。
    ■他，2002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年度“亚洲之星”，理由是：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制化和透明化及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2005年又联合两位律师发起“倒顾（雏军）”的“独董运动”。
    ■他叫严义明，今年44岁，上海律师，主业范围是打涉外官司。见过他的记者描述他说：个子不高，脸庞清瘦，四十出头，白发不少。这位1993年通过司法考试的律师，在自己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开始把为中小股东维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一晃8年时间过去，严义明在为中小股东维权的道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他为中小股东维权是出于一种情结、良知还是炒作？他如何看待和谐？3月13日晚11点，在山东出差的严义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详述他作为一位律师13年来的心路历程。
    记者：你是怎么走上为中小股东维权之路的？听说你此前在股市上受过骗？
    严义明：每个学法律的人都有要为社会法制化做些事情的情结，我也不例外。1998年我接手中小股东状告红光实业案子时，我在这一行已经干了5年。1988年自费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在1993年考取了从业资格证。初入道的3年，是我的职业生涯经验积累阶段，鸡毛蒜皮的家庭纠纷、纠缠不清的劳动争议，我都做。之后，我涉足涉外公司官司领域，这是我获得较多律师报酬得以养家糊口的阶段。在自己赢利业务发展不错而基本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应该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我在股市确实被骗过，那是1994年，当时股市行情不错。尽管是门外汉，但经不起朋友劝说，我购买了一只股票，它的招股说明书说产品供小于求，发行股票是为扩大生产能力。实际上它的产品完全供大于求。股市问题很多，这是大家的切身感受，但要真正做维权，如果关注的面比较散，不容易对某一领域产生真正的推动作用。出于这种心态，加上我也有深切体会，我就把目光放在了为中小股东维权上。
    记者：一晃8年过去了，你的维权心态是否发生了变化？
    严义明：从目前来看，我在证券市场上的维权取得初步成效，并有不少律师开始跟进从事相关维权工作，这使得我可以分散一部分精力关注其他领域的维权。现在很多区域经济的发展以给环境带来污染等负面影响为代价，这种发展背离了谋求发展的初衷。作为一位法律工作者，我认为有义务站出来提醒和纠正有关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做法。我准备从今年开始，将维权工作的重点转向环境维权。
    在这当中，我经历了种种困难，甚至受到打击报复，但我对邪不压正，对社会整体上会在法制建设方面获得最终成功是坚信不疑的。
    记者：有人说你靠诉讼“蹿红”，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你是否认为律师是一个应该耐得住寂寞的职业？
    严义明：社会各界均认为，对“假账满天飞”的中国证券市场有进行打假的必要，我正巧做了大家都认为需要做的事情，因此受到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但真正的炒作者是耐不住寂寞的，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耐得住寂寞。自我炒作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但单个或若干个个体要与企业或者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博弈，双方的力量显然不在一个层面，所以也需要让媒体尽量参与，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我是工商管理硕士，用一句专业点的话说，在战略博弈中，我需要引入战略参与者，推动社会公正。
    记者：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格？
    严义明：我认为，我性格的最大优点是坚韧，但最大的劣势也在这里，就是认死理。2005年11月，长征电器内部人士李杰斌向媒体曝光称，公司涉嫌虚构利润，且第一大股东与第三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随后我介入此案，并两赴证监会举报。
    今年3月初，中国证监会第三次复函给我，否认我举报长征电器2004年业绩造假的内容。并且在去年9月，我还因此被长征电器起诉。
    记者：你动摇过吗？
    严义明：动摇过，反复思想斗争过，就不会再动摇了。我所在城市司法部门的一项制度，曾让我对我国法制进程是否有希望产生过怀疑。为此，1996年我曾经离开过律师行业，想学习做生意，但1997年初我又回来了。
    记者：为什么？
    严义明：后来这项制度被取消，它唤起了我的希望，让我感到我应该参与到推动中国法制进程的工作当中。
    记者：你刚才也提到，你受到过打击报复。对此，你的爱人是什么态度？
    严义明：她首先反对，然后是尊重。当我通过与同仁的努力，终于有法院开始受理中小股东证券虚假信息赔偿案件，或者中小股东获得诉讼标的一定份额赔偿时，她与我一样欣慰。
    我维权，就是为自己的信念活着，为自己活着。很多人在忙着挣钱的同时，淡忘了自己读书时与同学一起聊起的理想。人过一辈子，仅仅挣钱是不应该的。人是社会的人，应该在自己工作范围内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记者：在为中小股东维权方面，最让你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最让你兴奋不起来的事情是什么？
    严义明：最欣慰的是经过我与各界的共同努力，法院终于开始受理证券虚假信息赔偿案件。最让我痛心的是，人民法院原本应该模范地执行法律，但部分法院在这类案件中不依法办事。
    记者：今年3·15的主题是“消费和谐”，这一主题暗合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你如何理解为中小股东维权的和谐问题？在为中小股东维权方面，如今仍不和谐的地方主要在哪些方面？
    严义明：中国股市的账户开户数已经突破8000万，他们因为被骗而遭受损失时的愤怒是可以想像的。如果考虑到中国家庭一般是三口之家的话，就是2.4亿人。一个国家如此大的人口处于愤怒之中，不建设和谐社会是不可想像的。就不和谐方面，我认为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较为滞后。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公正，因对集体性案件较为敏感，在面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共同诉讼时，用简洁的话说即集团诉讼时，一个人起诉而产生的判决并不适用于其他也有类似遭遇的人，无形中加大了股民的维权成本。
    我在做银广夏案件时，2001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涉及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说已经受理的案件暂不审理，没有受理的案件暂不受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是针对银广夏做的，从红光的不予审理到暂不审理再到法院向中小股民打开大门，司法也在一次次的诉讼中走向完善。
    记者：如果说你在为中小股东维权方面有何收获的话，你会如何表达？
    严义明：付出很多，贴了很多钱，遇到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坚定了追求社会公正的信心。
    记者：贴钱维权之路能走多远？
    严义明：靠维权挣钱很困难，要让更多人跟进，就要做到赢利。只有有经济利益驱动，维权才能长久。
    记者：你对河南律师群体有什么直观的印象？
    严义明：希望河南律师中有人愿意一道做一些维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