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武汉大学推出了一系列以“回归学术”为目的的“政学分权”改革，试图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政学不分”的管理体制，目前正在考虑实施“大部制”改革。
    随着高校行政化弊端的日益显现，“学者治学”、“教授治教”的呼声越来越高，武汉大学推出的这一系列改革受到了追捧。
    然而，今报记者在武汉大学采访时，却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凡是涉及政学分权、分钱到院、学者治学、教授治教以及学校大部制改革的话题，我们再也不提了。”
    武汉大学的一些教授坦言，由于受种种压力的影响，“政学分权”改革已经搁浅……□今报记者杨桐\文图
●刻意回避
“政学分权”在武大成了敏感话题
    4月17日，《人民日报》以《武汉大学试水“政学分权”》为题，报道了武汉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政学分权”改革，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和热议。将近半年时间过去了，改革进展到什么地步了？记者奔赴武汉进行采访。
    9月18日，记者来到武汉大学。曾经接受过《人民日报》采访的武大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何建庆告诉记者：“关于武汉大学‘政学分权’改革的进展以及上次报道素材的构成，都是由学校宣传部统一安排，有关学校的宣传口径和尺度都是由宣传部统一掌握的，学院如果需要提供素材也是由宣传部来统一安排。关于改革进展的准确表述应该由宣传部来说。”
    随后，记者来到了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该部新闻中心办公室主任王怀民说：“凡是《人民日报》上次报道提到的几个话题，我们以后再也不提了，所以没办法向你介绍情况。”
    接着，记者在武汉大学的几个院系找到一些老师，当问及改革进展情况，都被以“我不知道”、“没听说过呀”、“你找宣传部吧”为由婉拒了采访。
    一位行政人员对记者说，尽管《人民日报》的报道刊发后，武大关于“政学分权”的改革受到了诸多好评甚至追捧，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受种种压力，‘政学分权’现在已经成了敏感话题，不让再说了”。
    除了质疑外，武汉大学的改革还受到来自何方的压力，这位行政人员没有细说。
●教授当家
武大将70％财权下放到学院
    《人民日报》提及的什么话题让武汉大学再也不提了？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武汉大学关于“回归学术本位”的这一系列改革吧。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武汉大学的改革主要包括：将70％财权下放到学院，成立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实现“学者治学”、“教授治教”以及探索“大部制”管理改革思路，大幅精简管理部门。
    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曾说，改革的核心是权力下放到学院，使学院成为大学办学的主体。“综观国外一流大学，都是小机关、大学院。二级学院才是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实体，拥有相对独立的人、财、物的管理权，学校的财力80％都在学院。而在我国，大多数综合性大学还是由学校直接掌管人、财、事大权，这样不可避免会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跑部钱进’等问题”。
    正是上述原因，2006年年初，武大开始了校院（部、系）两级财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预算制管理，学校直接“分钱到院”，由院系自主“理财”。院内人员工资、水电费、科研经费、学费收入、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费等全部划归院系管理分配。武大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何建庆说，现在，学院已掌握了全校70％的经费。过去大家都吃学校的“大锅饭”，科研资源浪费现象在所难免，而现在，自己“当家”，学会了精打细算。
    这种“分钱到院”的改革在备受推崇的同时，也引来了一些忧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陈博发文指出，要想真正达到改革的效果，放权是一方面，而大学的统筹能力将受到更大的考验。他指出，这些考验包括如何防止“独立王国”、如何避免“学院割据”以及如何保证学术独立于行政。
    为了保障学术权力真正得到落实，武汉大学成立了校学术委员会，在院系一级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并明确规定，校院两级党政一把手不能担任两级学术组织的主任委员。根据章程，教授委员会委员由院系全体教师大会推选，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全体委员民主推选产生。
    这种走向“学者治学”、“教授治教”的改革尝试带来的结果是，教授委员会不仅有权审议院系的学科和专业设置、科研计划、发展规划，为院系发展提供咨询意见，而且有权评定院系教学、科研成果，在学院引进人才、职称评定等问题上拥有初审权。
    武大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建清说：“过去，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大多数是行政领导，一个有行政职务的人在职称评定中就占有‘人脉优势’。可现在不同了。有几个系级行政领导评职称，结果第一轮就被教授委员会‘淘汰出局’，因为教授会上他们没有得到半数以上的票。”
    从2002年开始，武汉大学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对职能部门和院系进行了两次大幅度调整。目前，学校行政部门数量已经缩减到18个，行政部门和10个党群部门人员共1600多人，占学校工作人员的20％。据刘经南介绍，武汉大学正在积极探索“大部制”管理改革思路，大幅精简管理部门。
    据报道，即使在武汉大学内部，也有人对雄心勃勃的“大部制”改革抱有疑虑。“主要是人往哪里去的问题”。
●改革受阻
    武大并没有真正实现教授治校
    在武汉大学有关方面对“政学分权”集体沉默的背后，改革进展情况到底如何？这是一个问题。
    武汉大学一位不愿具名教授的说法是：“所谓学者治学、教授治教的改革目前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真正实现。政学分权，分什么权，从大学来讲，行政的管理权和教授治校的权力看来是对等的，现实上，行政管理大大控制了学术科研，改革都是空的。”他说，武汉大学不但有校学术委员会和各院系的教授委员会，也有专门的博导委员会，尽管按照规定这些组织在学术方面有着高于行政机构的决策权，但实际上并不能左右行政机构做出的决定。
    他举例说，某某院开博导大会评博导，大会通过了3个人，院里行政领导一开会，又加上了5个人，通过的人数由3个变成了8个，而到了最后公布时，实际通过的人数却是12个，学校又另外“塞”进去了4个。他说，学校有些院，教授委员会投票评职称，没有评上的人，行政管理层开会又给补上了，“这算好的，还有，院里行政上也没有通过的，学校给搞上了，你说是教授委员会的原因还是院里的原因？是教授有权呢还是院行政有权呢？是院有权呢还是学校有权呢？”
    这位教授说：“教授治校方向是对的，但在有些人眼中，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对的，官本位和大学行政化很严重，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一所公立大学是教授治校的，这当然包括武汉大学。”
    而商学院一位教授更是直接说：“武大一系列回归学术本位的改革已经搁浅，甚至已经流产了。”
    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办公室王怀民对于改革搁浅的问题未置可否，一再强调“反正我们不提了”。
    而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何建庆则说：“武汉大学包括二级财务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目前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不存在搁浅或者流产的问题。”
●政学失衡
    回归学术本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武汉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并非国内首家，标榜有同样理想和理念的“教授会”在国内各个高校都有挂牌，比如，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了学院级的教授委员会，实行“教授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至今，北大、清华、人大等全国几十所高校也都成立了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
    有专家指出，随着教育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现在大多数高校都成立了“教授委员会”，教授也经常被邀请到校务工作中来。但是，总的看来，中国高校要真正实行学术本位，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9月5日，在广东省政协的一次座谈会上，政协委员谭泽中曝出一个引起媒体热议的现象：“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广东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纪显也发出了“这就是‘官本位’思想，说到底就是高校‘衙门化’”的感慨。
    高校行政化的弊端已不止一次被声讨，不少专家呼吁，中国高校要改变当前行政决策力量过于强大并影响学术发展的状态，需要更多的来自政府的力量以及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教育改革。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说，让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很重要，否则，大量精力都耗费在学术以外的事情上，教育还有什么希望？
    知名学者、只有专科学历的谢泳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他曾说，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有国立和私立两种形式，私立大学还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各校情况可能稍有不同，但一般来说，教授治校是当时中国大学公认的管理主导价值。
    谢泳说，无论如何，武汉大学这一系列改革的尝试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正如武大校长刘经南所说：“大学是学术性组织，学术权力是大学的核心。因此，‘学术本位’是大学管理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