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报记者 李云飞 李蔚/文 袁晓强/图
    年味儿还未退去，郑州却发生了两起家庭惨案：两名精神病患者先后将自己的父母、女儿杀害。在哀叹人间惨剧的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正视一个问题：如何做好对精神病患者的监管，才能防止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悲剧】精神病患者引发两起惨案

    昨日上午，家住郑州市国棉五厂一栋居民楼6楼的何老汉推开家门，看着邻居家紧闭的房门，摇摇头嘟囔了一句：挺好的人啊，咋会发生这事。
    何老汉隔壁原本住着母女二人，昨天却只剩下了一个，患有精神病的离异母亲郭某，把23岁的女儿捂死在家中，而起因则是家庭琐事。
    曾跟郭某共事多年的邻居昨日还聚在楼下议论纷纷，在他们眼里，郭某在国棉五厂工作时很积极，是个不错的人，如今发生这样的事太让人意外。“其实大家都知道小郭精神上有问题。”与郭某同一车间工作过的张大姐说，郭某家族有精神病的遗传病史，几年前她和丈夫离婚后精神明显变得不正常。熟悉她的人和她见面，非得主动跟她打招呼，不然她就会生气。但除了有时好较真儿和说话迷糊外，她显著的特征就是经常和家人吵架，除此都跟正常人相像。
    除了感叹这个家庭的不幸外，邻居也开始后怕，因为他们和郭某在一起生活了数年之久。“离婚后女儿也上了大学，她一个人生活，谁来照顾她呀？”不少人觉得，缺少有效的日常监管，是悲剧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在此前不久，2月15日郑州另一精神病患者韩某刚杀了自己的父母。在惊诧的同时，附近的住户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这样的病人犹如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样本】一个妻子的无奈放弃

    春节过后，赵华（化名）带着12岁的儿子从老家返回郑州家中。从上车开始，儿子就一直绷着脸，因为他知道回家后又要面对一个人的生活：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工作繁忙的母亲一旦上班，家里将只剩下他一个人。“我也知道挺对不住儿子的。”赵华慈爱地看着儿子，但她要挣钱养家，有出不完的差，只能委屈孩子。不过她跟儿子都承认，即使这样的生活，也强过前几年。
    赵华在5年前离异。她前夫毕业于北大，在郑州一家金融机构上班，刚结婚时夫妇两人收入可观，工作体面，在郑州买有房子，生下儿子后生活更是锦上添花。
    一切转变都发生在儿子5岁时。赵华的前夫性格内向，让人觉得有些小心眼，之前这并未成为生活的障碍，但那年他忽然变得让人难以接受，“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受了啥刺激，但忽然就像变了一个人”。前夫开始无休止地表现出烦躁情绪，一点小事就能让他怒气冲冲，发展到最后甚至有时动手打人。
    去医院诊治后，赵华前夫被确诊为精神方面有疾病，替其向单位请了长期病假后，赵华开始了两年的看护生活。那段日子里，不但前夫三天两头滋事，而且她每天到单位后都无心工作，既担心前夫在家做出极端行为，又担心儿子被父亲打骂。“不犯病时，他还能好好的，也不敢把他送医院。”赵华说不管是前夫的家人，还是身边的朋友，都觉得让他长期住院是不负责任，而且那样做的话前夫也会闹事反对。
    前夫怒骂时赵华不敢吭声，摔东西时不敢阻挡，因为谁也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而且前夫不承认自己有病，常常将控制病情的药物扔掉，这样也助长了病情的发展。
    朋友及家人聚会或一起外出时，赵华最为担心，“有一年回老家过节，他和亲戚喝酒时当场耍起了无赖，结果弄得一家人不欢而散”。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那时她上班时担心家里，回家后又提心吊胆，终于在儿子7岁时选择了离婚。

【现状】精神病患者监管已成社会问题

    刘俊德是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也是该院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曾多年从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对于目前精神病人的监管问题，他也颇为无奈，“从某些方面来说，精神病人发病导致自身或对他人的伤害是防不胜防的”。他介绍说，他们医院是郑州唯一具有司法精神病鉴定资格的医院，一般每年来此做刑事方面的精神病鉴定的有120例，约占郑州市该类鉴定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
公安机关委托外地机构做的鉴定，每年郑州由精神病人引起的案例应有300多起，这就意味着精神病人做出极端行为而导致危害的案例不容小视。
    同时，根据2003年国家发布的数据，精神病患者所占当地人口的比例约为13.56‰。人数如此众多，每年因精神病患者导致的恶性案例也层出不穷，这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虽然精神病患者人数众多，且每个精神病患者都会给各自家庭带来一定的困难，但针对此类病人的监管并无法规或条例的规定。
    河南天新律师事务所的黄立新律师介绍说，目前我省还没有地方法规涉及精神病人的监管。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如果精神病患者在犯病期间伤人，除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外，病人还要被送往治疗机构接受强制治疗。治疗结束后，还由监护人进行监管。“这种规定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俊德举例说，他们曾接手一个案例，一精神病男子犯病时将同村数人杀害，送到医院强制治疗时，村民联名写信，央告不要再“放虎归山”，因为他们知道治疗后该男子还得回到家中，这对他们的生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难题】缺少人力监管精神病患者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杨靖说，因为缺少相关法规的支撑，目前本地监管精神病人没有很好的办法，大多数都是由其家人照看。
    他说，一方面病人很多都不愿承认自己有病，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精神病患者必须靠家人和政府支付经费，才能在医院接受治疗，大多数家庭都选择了将病人接回家看管，而不去医院。
    该院宣传科长崔云芳介绍说，很多病人靠在家里吃药控制病情，但由于精神病人一般缺乏劳动能力，加上性格怪异，一般在家时间长了会产生厌烦心理，这些都可能导致病情的复发。
    对于一些有暴力倾向的病人，家人出于各种考虑并不想将其送到医院接受强制治疗，而他人又无权过问，这样就会形成隐患，谁也不知道病人何时发病，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刘俊德介绍说，我国精神卫生医学起步晚，医院面临着人力不足和经费缺乏的难题。比如他工作的这家专业医院，医生只有40多位，不可能像发达地区一样做到主动关怀，而只能被动地接受病人上门诊治。而将病人放置社会完全由家人监管，则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刘俊德说各地的实际情况不一样，郑州在对精神病人的监管方面缺少积淀，但只要尽快制定相关的法规，加大重视程度和投入，监管问题可以解决。

【方法】“上海模式”值得借鉴

    相对本地监管政策的空白，上海、北京等城市经过多年摸索，已形成较有成效的监管模式和方法。其中，随着精神病防治工作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上海市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由最初的卫生、公安、民政三家扩大到财政、教委、司法、劳动保障、医保、精神文明办公室和残联等10个部门。上海各区县和街道乡镇也相应建立了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多部门协作的三级管理网络。这种模式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上海模式”。
    刘俊德介绍说，上海在各个社区都设立了精神卫生服务站，配有专门医生，对社区内的精神病患者逐一登记备案。这样不但了解病人的数量，还能熟悉每个病人的病情。医生除经常上门了解病人病情进展外，一旦发现病人有异常反应就可随时医治。如果病情较为严重，还可逐级上报，避免病人病发时做出极端行为。
    同时，如果发现病人有危害国家或他人的倾向，并经两名以上主治医师诊断有躁动、伤害他人的可能，单位或社区等可以要求病人强制治疗，费用由国家支付。这样可谓一举数得，既可预先防范，也可解决家人或病人拒绝就医的难题。
    刘俊德说，近年来，国家对精神卫生方面的防治日益重视，前年还向每个地级市扶持了150张床位用于精神卫生的防治，这些都是有益的信号。（相关评论见A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