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中国农民要有自己的节日！”3月4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一份由36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成立“中国农民节”》的议案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议案的最初倡议者，不是人大代表，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来自我省襄城县的一位普通农民。
    他的头上似乎罩上了某种“光环”，但是不为人所知的是，他在当地一直被某些部门视为“麻烦人物”，如今，他的命运会因此而改变吗？

●意外26岁农民倡议设立“中国农民节”成“名人”

    在襄城县王洛镇巫周村，26岁的巫亚锋成了村民谈论的热点人物。
    今年1月20日，他写给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的关于设立“中国农民节”的建议，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由姜德明和35名全国人大代表作为议案提出，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3月12日，王洛镇党委副书记韩可亮陪同县人大的领导来到了巫亚锋的家，他们给巫亚锋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在巫亚锋的推动下，人大代表的这个议案已经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会后将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详细论证，然后按照程序，由全国人大相关专业委员会审议。
    获知消息后，村里人怎么也不敢相信，平时沉默寡言的巫亚锋这次竟写出了大动静！
    1997年，巫亚锋从襄城县成人中专学校毕业后，数次到外打工，但是待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却喜欢写写画画。
    在父亲巫爱琴看来，巫亚锋喜欢看报纸和新闻联播，他自己就订有《农民日报》，平时经常到学校和村里借报纸看，有时还到县图书馆看。巫爱琴做梦也没有想到，儿子成了“中国农民节”议案的最初倡议者！
    3月20日上午，该村副支书巫丙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巫亚锋的这个建议太好了，“农民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轰动36名人大代表联名提议引发强烈反响

    一谈起“中国农民节”，被父亲称为“性格内向”的巫亚锋却滔滔不绝。
    他的理由是，我国有许多以职业或社会身份为特征的节日，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护士节”等众多节日。而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这几年虽然国家的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不少好处，但是农民还需要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
    那么，他为什么选择给江苏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写信呢？
    今年年初，巫亚锋从央视《东方时空》上看到了姜德明的事迹。姜是江苏省射阳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候选人。姜德明因患癌症缺了一条腿，被称为“用生命书写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他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提交了很多有关“三农”问题的议案。
    1月20日，巫亚锋将《致姜德明同志的一封重要建议信——关于设立“中国农民节”的重要建议》寄给了他。
    因为11月是收获的季节，他在信中建议，将每年的11月1日定为农民节。
    3月4日，由姜德明和江苏省35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这份议案被提交到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议案建议：“农民节”的日期，可有两个选择。一是春天，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二是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3月5日，《农民日报》率先报道了此事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名网友还倡议向全国征集《中国农民颂》的词曲。

●疑虑 “五一劳动节”和“农民节”是否冲突？

    国际上已有一个“五一劳动节”，其中就包含了农民在内，有没有必要在我国再单设一个“农民节”呢？姜德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很有必要。“五一劳动节”起源于100多年前的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五一劳动节”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节日，与农民关系不大。事实上，也很少有农民过“五一劳动节”。此外，教师、护士和记者也都是劳动者中的一部分，既然教师、护士和记者都可以单独设立自己的节日，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呢？
    他说，世界上已有俄罗斯、西班牙、缅甸、阿富汗、坦桑尼亚等多个国家设立了“农民节”。因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也有条件、有必要设立“农民节”。
    也有人担心，拿什么保证让农民过一个有意义的“农民节”？是给他们发节日慰问金，还是给他们放几天假？对于农民来说，放假根本不是一种待遇，因为他们天天可以给自己放假。那让他们怎么过节呢？扭秧歌，舞狮子，盘龙灯？农民才不稀罕呢！
    省社科院一位专家说，农民的处境确实应该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也理应得到提高，而根本出路在于给他们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公民待遇，彻底改变城乡两元机制，要让农民在求学、求职、求医等福利保障方面免受歧视，这比设立一个节日更加迫切。

●性格喜欢反映问题被视为“麻烦人物”

    在给姜德明写信之前，因为经常给有关部门和领导写信、提建议，巫亚锋在当地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
    早在1996年，巫亚锋在襄城县上成人中专期间，看到村里赌博成风，就给当时的县委书记刘建兴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了赌博的盛行，建议政府举行一次“反对赌博百日活动”。刘建兴收到信后，非常重视，给巫亚锋写了回信，并在电视上读了这封信的内容。
    2005年底，巫亚锋又给上级有关部门写信，建议把开展的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活动，增加为包括司法、三农在内的“五下乡”活动。另外，他还就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设立“禽流感防治宣传周”等内容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当地政府认为，巫亚锋经常向上级写信，给当地找了不少麻烦，给政府工作造成了被动。
    多次劝阻儿子无效的巫爱琴夫妇整天为儿子捏把汗。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巫亚锋告诉记者，2005年5月份，他拿着齐全的手续和未婚妻到镇民政所办结婚证，民政所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不给他办结婚证。巫亚锋来到镇信访办，一位工作人员说，是镇领导不让给他办结婚证的，因为他经常往外写信，影响了当地政府的形象。无奈之下，巫亚锋又来到县信访局，在信访局的干预下，他才领到结婚证。
    2005年，襄城县举办了针对打工者的“阳光培训工程”。巫亚锋打电话报名，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一听是巫亚锋就说：“我知道你，你经常给上级部门写信。”巫亚锋报了两次名也没有报上。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这次给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写信时，他没有让家人知道，也没有对别人说。

●展望 进京打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农民为什么要管与自己不沾边的事？有人说他是精神病，“脑子有毛病”。但是在巫亚锋看来，这一切再自然不过了。他告诉记者，自己是一个农民，但农民也可以参与社会管理，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喜欢看书看报，经常看新闻，我知道哪些事是对的，哪些事是不对的，我愿意说出来。”
    对于自己遭受过的“冷漠和排斥”，巫亚锋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我相信事情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不过，他还是承认经常感到无能为力，“像我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
    巫亚锋的家庭并不富裕，外出打工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说到这份关于农民节的议案会不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巫亚锋摇摇头，“议案能不能通过，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3月20日，他买好了去北京的车票，要去那儿打工了，给一家公司做保安，月薪700元，管吃管住，“我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担心，我能顾住自己，我最担心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会被遗忘”。他临走时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