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国家发改委的一项统计数据披露，我国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纠纷年增长率为192%。
在物业公司与业主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业主自治”被寄予更多厚望。“业主自治”就是舍弃物业公司，业主自己管理，业主委员会聘请人员做保卫、保洁等工作，不以营利为目的。“业主自治”真的这么神奇吗？
3年来，位于新乡市新建街的新电小区一直在尝试“业主自治”，但是3年来业主委员会几度解散几度重组，走得磕磕绊绊……
业主抓小偷激活“业主自治”
——小区还是要有人管，不能被小偷欺负。
今年10月26日早上，新乡市新电小区业主弥振军的电动车在小区内丢了。这个32岁的年轻人犯起犟：不逮住小偷誓不罢休。他和侄子守了三夜，叔侄俩终于逮住了一个。
“小区还是要有人管，不能被小偷欺负”。弥振军的精神感动了大家，小区门口贴出了感谢信。之所以说“小区还是要有人管”，是因为早在今年6月，新电小区第二届业主委员会被迫解散，留下了管理“真空”：治安没人管，路灯不通电，新电小区成了小偷的乐园。
小偷被抓的当天下午，近100名业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聚在一起，在居委会、派出所的监督下，成立第三届业主委员会，热热闹闹地选出了“管家”。业主李万珍凭自己的威望得了最高的50多票，当选业主委员会主任，弥振军当选主任助理。
因为抓住一个小偷促成了新一届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这是始料未及的。
业主委员会“组阁”之难与“寿命之短”
——周桂英说：我不干了，他们都说我是“贪污犯”了，还干？
“我这个主任能不能当成，还不好说。”11月3日，新电小区的门卫室里，72岁的李万珍盘腿坐在床上一脸严肃地说。
“业主委员会说是成立了，但是选上来的人不少还在犹豫，这差事没有报酬，谁愿意找麻烦？”李万珍说。
李万珍正在私下做周桂英的工作。她想让周当会计，就小心翼翼地打探周的意愿。周桂英曾是第二届业主委员会的会计。
“她在家哭呢，太委屈了。已经有人放出话，只要她管就不交钱。”周桂英的姐们儿周蒲英说。
11月3日，周桂英在小区公告栏贴了一份《严正声明》，其中写道：“（第二届业主委员会的）账目是清楚的，本人是清白的，我用党性和人格保证……如有小人无中生有、诬陷诽谤，决不饶恕。”
李万珍见到周桂英后，周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他们都说我是‘贪污犯’了，还干？”业主委员会成员全是义务，人家不干有啥办法？李万珍为“组阁”的事犯了愁。
李万珍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交下一年度的物业管理费，每户100元左右。如果是物业公司管理，每户每年的物业管理费要300元左右。但是，一些业主拿物业公司的标准要求业主委员会，既不想多掏钱，又想享受好的服务，“搞得像阶级斗争”。
新电小区短短4年送走了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和两届业主委员会。2003年，物业公司因为收不上来物业管理费，选择了撤离。此后，小区自治时代开始。第一届业主委员会干了两年，第二届业主委员会干了一年，物业管理费收不上来是公认的最大难题，“委员一急就撒手不管了”。
往年，有的业主见楼长来收费，手一挥，喝道：“我还用交费？”业主委员会拿他们没有办法，谁有时间跟他打官司呀？
有些业主不交管理费，就有业主开始“啃”：“他不交我也不交。”
监督机制的缺乏和业主们的质疑
——有业主说，业主委员会用公款海吃海喝，一些开支根本不打招呼。
其实，只要在业主委员会干过，就没有不挨骂的。
当初，第二届业主委员会清理小区空地上堆成山的垃圾时，把一个业主在垃圾旁种的菜地也连带清理了。为此，这个业主的老伴用面捏了一个小人儿，拿着玩具刀乱扎，还在小区里骂了半天。
第一届业主委员会“收到”的风言风语也不少。有些业主说，第一届业委会用公款海吃海喝，一些开支根本不打招呼。
第一届业主委员会会计兼出纳刘锦礼说，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办垃圾准倒证，需要3000多块钱，他们想走关系少掏点儿，就请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吃饭，开准倒证发票时人家开了1000元正式发票，还有1120元是吃饭、食品等非正式发票。
“我们这也是给大家办事呀。”刘锦礼也很委屈。
但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业主委员会对钱物的支配全凭自觉，业主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这也是目前“业主自治”普遍举步维艰的原因。
画外音
业主自治也需要聘请人员来做各项工作，物业公司是社会分工专业化的产物。从这个层面讲，业主自治是一种倒退。
——上海业伟业主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刘生敏
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业主委员会不能全凭良心与自律来运作，它必须接受有效的监督才能长寿，我们相信业主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好人，但是我们更相信制度。
——网友夏天的风
“业主自治已经与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一道，成为当前我国基层自治的三种基本模式。而在更大的视野中，基层民主与党内民主、行政民主一道，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三大领域。”——报刊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