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案起草者之一郑州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明（右图）

【核心提示】

    一部1.6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诉讼法（草案）》再次将“公益诉讼”的话题摆在国人面前。它是我国第一部民间公益诉讼法草案。这部由两位郑州市民耗时4年拟订的民间法律草案的横空出世，使长期以来在我国遭遇立法空白的公益诉讼话题更加尴尬。两位“创作者”希望——经论证后的这部草案，能够得到至少30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赏识，并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议案。这究竟是乌托邦式设想，还是一种自娱自乐？这部民间法律草案是如何拟订出来的？它有哪些可取之处？法学人士又如何看待？
    7月10日下午，记者采访了草案起草者之一，郑州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明。
   
    ●一条河流的公益诉讼设想
    一部1.6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诉讼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和两位郑州市民联系在一起。这两位市民就是刘明和郭力。为起草这部草案，他们耗时4年，走访了数十位业内人士，查阅了数百册中外图书资料。
    所谓“公益诉讼”，是指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它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个人、组织代表国家以自己名义提起的诉讼。
    简单来说，比如有一条污染严重的河流从一个村庄穿过，按照目前的法律，村民张三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沿河企业赔偿损失。但是，张三必须举证说明对他造成了损害，他也只能代表本人索赔，其他村民如果想要个说法，必须分别打官司（当然，法院可以考虑是否合并审理）。除了这些受害村民，其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起诉。
    如果按照草案的设想，只要能证明这条河确实被污染了，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可以作为原告起诉，状告沿河企业承担法律责任。对法院来说，由13~33人组成的人民陪审团商议后，将确认这是不是一起公益诉讼案件，其他的就交由法官来处理。
    此后，根据草案确定的“举证倒置”原则，这些沿河企业必须证明自己没有向河中排污。如果拿不出证据，这些企业就得支付一定金钱，它们将全部归入治理该河流污染的基金，或者交给相关政府部门，最后再由受害村民提出申请，部分赔偿将分配下去。
    这就是刘明和郭力所设想的“公益诉讼制度”，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保护单个村民的利益，而是保护这条河流经村庄的所有村民的利益。
    ●一部法律草案与两个市民
    一个疑问是，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去“造”一部法律草案呢？众所周知，在我国，普通公民是无权拟订法律草案的，他们的民间行为也许注定将是自娱自乐。
    原因需要追溯到2002年，当时刘明曾为“劳工案”奔波。涉案中的四五十人都是当年二战时期的劳工，如今，当这些人状告日本政府及向相关企业索赔时，却遭遇一系列难题，因为法律要求必须是当事人来打官司，但随着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不少人已经死去，血债无法讨还。
    “为什么没有一项法律制度来保障一个阶层，或者一个弱势群体的利益呢？”刘明说，他和郭力曾一起探讨，当时还没想到公益诉讼制度，只隐约觉得应该有一项制度存在，只要一个人打赢了官司，其他凡在二战中受到伤害的劳工，都可据此索赔。
    于是，私交不错的两人就去查资料，走访专家，买书籍，一个出钱，一个出力，直到目标逐渐明确——要搞一部中国的公益诉讼法草案出来。
    其实，刘明对公益诉讼并不陌生。今年3月，由于全国牙防组不具有认证资质一事风传，他以广州宝洁公司生产的佳洁士牙膏涉嫌虚假宣传为由，要求宝洁公司双倍赔偿11.6元。
    “法庭上，我拒绝了宝洁公司两次和解的请求，这是一起典型的公益诉讼。”刘明深有感触地说，宝洁虚假广告宣传，明显侵犯了众多消费者的利益，但对方店大欺客，不在乎几十元的小钱。
    在刘明看来，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空白，才导致垄断企业随意践踏弱势群体利益，“我告赢了只代表我个人，他们照样生产、销售，照样欺诈其他消费者，法律对他们没有办法，除非每个人都起诉，但这不现实”。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刘明才下定决心认真对待这部民间法律草案。去年10月，几易其稿后，草案基本成形，两天前校对完毕。
    ●大胆的“人民陪审团”制度
    在刘明和郭力眼中，“公益诉讼”已经举重若轻。大体来说，这部民间法律草案有两个大胆突破，任何人都可以发起公益诉讼；以专门成立的“人民陪审团”为主，法官为辅。
    按照目前法律，公益诉讼只能由直接受害人或者消费者提出，与案子无关者不能参与。比如轰动一时的葛锐三毛钱如厕官司，如果葛锐不在火车站上厕所，他就没有原告的资格。
    草案明确规定，任何一个人，不管某一事件是否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只要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公众利益，都可以发起诉讼，并由专门的人民陪审团审查。
    此外，根据刘明的原话，他成功地将国外的陪审团制度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相结合，诞生出一个“人民陪审团”制度。
    草案第2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公益案件，由一名审判员和陪审团组成合议庭。陪审团由年龄在18周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成，陪审团的组成人员是陪审员，陪审员应当没有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陪审团人数必须是单数，人数应当在13到33之间（包括13和33）。”
    刘明解释说，人民审判团的主要作用在于认定该案是否属于公益诉讼，由所有成员表决。如果认定是公益诉讼，提交法官审判就可以了，剩下的由法官按照陪审团意思判决赔偿。
    在公益诉讼过程中，人民陪审团是主角，法官成了配角，只负责具体法律依据的适用和判决文书的制定下发。
    ●期待民间立法“上书”全国人大
    让两人津津乐道的是，这部“公益诉讼法”有三大好处：让那些有志于公益诉讼的人更加投入；让那些垄断性企业将为无视公众利益付出代价；让那些职业打假人无法生存。
    理由在于，草案所提出的公益诉讼都是“纯公益性的”，起诉人不能从中谋取到个人利益，而这将把诸如王海等职业打假人的生存空间彻底封死。
    刘明说，他对职业打假人没有任何偏见，这些消费者由一开始的“双倍索赔”到“数倍私了”，最后逐渐演变成职业打假人，大肆赚取个人利益，这显然有悖初衷。
    “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职业打假人自己挣了好处，但这些假货仍对公众存在潜在危险。”刘明说，一旦他们设想中的公益诉讼制度实施，原告无法从官司中得到好处，这种职业打假人自然就消失了。
    现在留给郭力和刘明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手头这部法律草案。他们表示，将很快筹建一个公益诉讼法网站，征求广大网友对这部草案的意见，经仔细论证并修改后，再重新定稿。
    刘明承认，目前这部草案还“很不完善”，但他们的长远计划是，希望能够征集到至少30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这项法律议案，加速我国公益诉讼立法进程。
    ●民间“造”法，乌托邦式的自娱自乐？
    对于这两人的民间“造”法行为，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职业律师张国法认为，想法很好，但不可行。
    张国法说，如果允许任何人发起公益诉讼，这必将导致滥诉，我国司法资源目前相对紧张，这容易导致司法混乱。况且，如果想确立“人民陪审团”制度，这牵扯到国家诉讼法制度的修改，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陪审团架空了法官，使其成为花瓶，这不符合我国立法初衷，也不太现实。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宋雅芳认为，公益诉讼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正在研究修订，但最起码它要分为两个部分讨论：一是民事类公益诉讼怎么办，一是行政类公益诉讼怎么办，“如果连这也没有明确区分，那这部法律草案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宋雅芳教授说，她反对将公益诉讼单独立法，“我国已经有了三大诉讼法，没有必要再出台一部公益诉讼法，只需要将其在各诉讼法中明确化即可”。
    事实是，目前“公益诉讼”无法可依的局面将有望改善。据媒体报道，正在修改中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和《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均专门增加条款明确规定，史无前例地写明公益诉讼的起诉、受理及审判程序。
    这意味着，郑州人郭力和刘明费尽心思所“制造”出来的我国第一部民间公益诉讼法草案只能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