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林的院儿

　　如果说昨天的支青代表白秀荣在新疆的50年，算是一帆风顺、令人欣慰，那么，今天的主人公胡海林在新疆的50年，则可以说是扎根底层、命运多舛。他的父母已经长眠于天山脚下，他本人则拖着已经垮掉的身体，用蹒跚的步伐丈量着生命的终点，他的子女大都过着拮据的日子，一个愿望在他们心头盘旋已久：什么时候能回到故乡看一眼，河南到底是啥模样？

      住在苇棚里，大蚊子太多了，躺下不到一小时，他们一身红疙瘩，“一拍一手血”。这样的苇棚，他一住20年。
     
      北疆的太阳穿过葡萄架，火辣辣地照在已经开了缝的水泥板上，来自夏邑县的68岁老支青、新疆农八师石河子市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二连农工胡海林步履蹒跚地挪动着脚步，一双露着脚趾的布鞋与地面发出嚓嚓的响声，老伴朱桂兰快步上前掀开早已褪色的东屋竹门帘子。
      胡海林的确老了，即便是带着速效救心丸，走100米的路也要歇两次，走500米的路则要歇10多次。从1993年退休后，医生至少给他下过五次病危通知。由于走路喘不过气来，胡海林的生活半径已经缩短至500米，但他和老伴很知足，老两口几乎天天穿着同一款式、同一号码的旧式布鞋，旁若无人地丈量着从家门到房后一个叫“宁宁商店”的距离，那是河南籍老支青朱敬林老人的儿子开办的，在那里，胡海林打发过不少可有可无的时光。
      除此之外，胡海林早年的“专业”一直没丢：他把一半的时间用来侍弄院里将近两亩地的瓜果和蔬菜，葡萄、李子、苹果、香椿、红萝卜、红薯、黄瓜、甜瓜、大葱和花生等，应有尽有。
      胡海林的院儿坐落在新疆农八师石河子市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二连连部南头，枣红色的铁大门虚掩着，拌着麦秸秆的泥土砌成的围墙看上去已有些年月。与二连其他职工相比，胡海林家的房子稍差，四间主房动工于1987年春，完工于1987年11月，是全家老少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花费五六千元。两间土木结构的小配房建于1988年。
      准确地说，这处房子为胡海林大儿子所有，“我们老两口的一间半旧房子已经500元卖了”。胡海林原来住的老房子是连队集体的，距离现住处不远，破旧得不成样子。
      进疆最初的20多年里，胡海林一直住在夏不防暑、冬不御寒的苇棚里，后来租到了连队的一间半房子。“知道什么是苇棚吗？”胡海林用手比划了一下，“就是把苇湖里近3米高的苇子打成小扎，然后弓成桥孔一样，一个班里的12个支青就住了进去。”
      胡海林至今记得，那些透过苇扎缝隙泻进去的月光，“真亮啊，省了蜡烛”。但钻进棚子里的大蚊子把他们咬坏了，躺下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全身像长了疥疮，一身红疙瘩，“一拍一手血”。

“有比赛他基本上都能拿奖，光奖状和喜报就有三四指厚。”

      胡海林的支边记忆是从收小麦开始的。
      “手持一米多长的镰刀，我一天割了3亩地。”1956年6月，到达石河子市后的第8天，休整后的胡海林开始了西部垦荒第一镰，手握镰刀的一个月里，血泡就没有愈合过，“早上起来两个手都攥不到一块”。
      一个月之后，胡海林提着镰刀，涉水一个多小时，走进苇湖深处，开荒打割苇子。胡海林的老领导、我省宝丰县籍老支青徐贵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上边蚊子嗡嗡叫，下边湖水小腿深，苇子三米深，狼群嗷嗷叫”。
      那时，石河子苇湖里的野猪、鹿很多。当胡海林甩开膀子抡起镰刀时，苇子倒了，受惊的鹿群乱窜，但野猪和狼群没这么大胆，他们大多在夜间出没。
      两年后，胡海林转到了生产连队，和其他11位河南支青一起负责种植和管理蔬菜。到了收获季节，胡海林独自一人挑着菜去石河子老街销售，每担重100多斤，平均走0.5公里，歇一次脚。
      “连队知道你卖多少钱吗？如果你少报了，会有人知道吗？”记者问。“那时人老实，胆也小，感觉公家的钱怎么能花在自己身上！领导也强调，贪污100元，判刑1年。”但胡海林说：“卖菜前，班长允许饿得受不了时，用卖菜钱买点东西吃。”“你买过吗？”“没有，再饿也不舍得，都是回到连队大食堂凭票吃。”
      现在，他已经很少给年轻人提那段历史，他们认为老胡吹牛。其实，那时胡海林确实常常背着两个100公斤的麻袋爬梯子、送粮入库。
      “我们一分场和三分场经常搞比赛，北疆下着大雪，我光着膀子挑。”胡海林说，人家完不成的任务，他总能完成。他认为自己没文化，出大力应该是自己最大的优势。
      朱桂兰这样描述胡海林当时取得的成绩：“有比赛他基本上都能拿奖，光奖状和喜报就有三四指厚。”但在后来无休止的搬家过程中，奖状给朱桂兰扔个精光，“想着没啥用”。胡海林种了近10年蔬菜后，被分配到浇地班，浇地种菜、放牧羊群。

      开始是一个人支边，后来父母来了，哥哥来了，两岁的妹妹也来了。

      胡海林是个容易满足的老支青。
      虽然把父母永远留在了新疆，但他从不后悔当年支边的决定。胡海林双亲的坟墓在胡海林家东南角不远处。
      “1959年，我在河北的一个妹妹来信说，家里的生活不行，要我给家里多寄些钱。”其实，此前，胡海林每月都给家里寄二三十元，当时他的工资才51.67元。在给妹妹的回信中，胡海林说：“不行，就把家人都接到新疆来吧。”这时，胡海林“心里没有一点底”。几天后，哥哥带着父母、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来到了新疆，最小的弟弟9岁，最小的妹妹仅两岁。
      由于无处住宿，胡海林和哥哥临时搭建了两个苇棚，哥哥、弟弟和父亲住一起，母亲和妹妹住一起。让胡海林欣慰的是，当时的连队干部主动给他们家人报了户口。目前，胡海林的哥哥和弟弟妹妹都在石河子市扎根落户。
      哥哥在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二连当农工，已退休，他有四个孩子，除唯一一个儿子因先天性心脏病15岁夭折外，其余三个姑娘均安家石河子。
      三弟在石河子总场六分场三连当农工，已退休，有两个儿子，一个在石河子市种地，一个在外地打工，其中一个已成家。
      四弟在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七连当农工，已退休，有三个孩子，一个当连长，两个种地。虽然1961年参加工作，但他现在的退休金比哥哥胡海林还高，每月900多元。对此，胡海林很羡慕。
      三妹在石河子总场站三连当农工，已退休，两个子女一个在西安打工，一个在乌鲁木齐打工。
      小妹妹今年也将从团场连队退休，有一个儿子，在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二连承包了一个养猪场，事业有成。

      拿着团场的介绍信回老家，请公社协助找老婆，找到老婆后再也没有回来
     
      由于支边地区女青年少，从1956年到1963年初，相貌、个头和表现都比较突出的胡海林一直没有对象。
      1962年年底，胡海林带着团场的介绍信赶回夏邑县老家。介绍信的大意是“请夏邑县有关公社协助我团场职工胡海林成家”。
      回家路上，胡海林没有目标，千里之外的朱桂兰也没有想到，20天后，自己就和一个叫胡海林的人成婚了。
      朱桂兰比胡海林小六岁，在老家住对门，但跟随父母外出讨饭的朱桂兰并不知道对门有个新疆支青。“介绍人是他的堂妹。”朱桂兰回忆说，“当时看着老胡人长得不错，而且是个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青年，就同意了。”自从带着妻子离开了夏邑县，胡海林和朱桂兰就再也没有回过河南。
      依照团场规定，朱桂兰成了一名石河子垦区团场职工。但两年后，因为怀孕妊娠反应严重，朱桂兰被劝离团场。后来，朱桂兰加入了团场家属队。
      “我能干，不缺工，一年也能挣二三百元。”朱桂兰说，他们团场家属队30多个人集体垦荒200多亩地。但是，在1983年团场家属队解散后，土地被石河子总场收走。直到2001年，朱桂兰才开始每月拿100元的生活补助费。
      胡海林的命运大转折发生在1985年春。一天早上，胡海林的母亲背着从田埂里捡来的旧塑料薄膜让胡海林去卖。但是，当胡海林起床给母亲开门后、扭身上床时晕倒了。
      那天早上，营里的马拉四轮简易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医院，经过19天的抢救，胡海林脱离生命危险。医生告诉朱桂兰说，老胡得了心肌梗塞。
      1993年，胡海林正式退休，退休金90多元（目前涨至600多元）。在朱桂兰看来：“靠我们这点钱生活没问题，但一个月病两次，家里就承受不了了。”
      朱桂兰最怕老伴犯病：“现在住院住不起啊，一去医院光押金就要3000元。”
      20天前，胡海林又在医院呆了10多天。犯病是由二儿子离婚引起的，法院还未开庭，已经花费4000元。
      “老二初中毕业，20岁开始承包地，后来觉得丢人就出去打工了。”胡海林说，有时候，他也觉得愧对孩子们，二儿子结婚十多年一直没钱举行典礼，“我确实没钱，要不，谁愿意头上长着头发装秃子啊”！因为没钱举行典礼，他大学毕业的小儿子也和妻子分手了。

我多想回到家乡 看一看它的模样

      32岁的小儿子一直想回河南看看老家是什么模样，但胡海林一直没有答应。“我也想回，但咱家现有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胡海林的这个回答重复了十年。其实，他的四个孩子都想回夏邑县看看，只是他们不忍伤父亲的心，一直压在心里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