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喊三次“爸你动手吧”

      王国民亲手结束女儿的生命，是在2006年1月13日，一个雪后的晚上。
      “那天下午我回来准备做饭。做好饭以后，我老伴就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但孩子老是咳嗽，我说你咳咳就吐出来吧，孩子说她吐不出来，后来又咳，还是吐不出来。再后来她跟我说，你给我解脱吧。”
      “我说怎么解脱，她说，爸，你把我掐死拉倒，我现在生不如死，也不想让家里困难，家里连粮食都没有，钱也没有了。我说那不行，不管怎么说自己的孩子……我又到客厅里看电视，后来她又喊我，喊了三次‘爸你动手吧’，我看她又憋得慌，而且当时我的大脑被女儿刺激得不知想什么了。于是，我用枕头上的毛巾捂住她的嘴，再用手掐，掐了几分钟。孩子一点挣扎都没有。”
      “看到孩子的表情了吗？”
      “看了，她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我摸了摸，她没气了，我就接着看电视。”
      女儿死后，王国民给远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打了个电话：“考完试就回来吧，你二姐病重了。”随后，王国民下楼扔垃圾。由于忘了带钥匙，就等着妻子回家开门。开门后，老伴叫了几声王桦。见女儿没应声，王国民的妻子进入房间后发现女儿不行了。
      “老伴问我咋回事，我没说。当时我想等到料理完后事，我就给自己做个了结。”王国民说，当时他感觉生活已经没有意义。第二天，王国民和儿子一起报了警。1月16日，王国民被刑事拘留。
      “女儿死了，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所以什么都不愿说了，包括后来在派出所和刑警队，最初我也仅仅说了我掐死了女儿，其他的就什么都不愿说了。”王国民说。
      那么，在王国民眼里，女儿王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这孩子赚的不多，但是谁都想着，看我衣服少，她就给我买了一套西服，我一直没穿。看我到陕西打工，又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回家后，我说手机信号不太好，她立即给我换了一个新的。”王国民说。

●儿子希望我“重新开始”

      今年4月29日，王国民被取保候审。
      回到家的王国民却把自己关在家里，10多天不愿意下楼。上大学的儿子这样安慰他：“爸，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重新开始。”为了不让父亲触景生情，“儿子把她二姐所有的东西都藏了起来”。
      “在看守所里，我很后悔。我想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本来我想小孩已经很不幸了，而家里钱全用光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孩在上学，我感觉压力特别大，特别重。一直想自杀，但没有机会。付管教可能看出我的心思，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还有得病的妻子，上大学的孩子等。慢慢地，我想明白了，我不能这样死了，我不说出真相，一家人永远抬不起头；如果我死了，让家里欠的债怎么还？”
      “这件事对家里打击很大。”王桦的弟弟说，“到现在也是被动地去相信这个事实，一开始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慢慢接受了。我能理解我父亲当时做这个事，他有多么的绝望和无助，因为我父亲有很大的压力，当时真的是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还有一个精神上的压力就是，我姐那案子进展得一点都不顺利，我觉得我父亲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目前，王国民最大的愿望是，“抽时间回信阳老家看看近80岁的老母亲，人，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父母的恩情。”
      （应主人公要求，文中的父女均为化名）

■新闻分析

犯罪被害人救济制度亟待完善

      到底是什么使抗拒强奸而跌成高位截瘫的王桦生不如死，最后恳求父亲帮她“解脱”？到底是什么使王国民这位老父要亲手掐死自己心爱的女儿？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有众多的学者和机构就已经提出了“犯罪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在犯罪研究中最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其被害人”的观点。近40多年来，被害人的保护和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问题，成为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政策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
      王国民的辩护人、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的孙律师认为，本案凸现了社会公力救济的匮乏。在王桦药费紧缺关头，如能得到社会救济，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现在，王国民要还15万多元的债，即使他找到工作，每月的收入最多不会超过1500元，我们相信他的诚信，但是，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不吃不喝也至少要还100个月。
      《南方周末》在对此案进行报道时认为，这起惨案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反映出我国刑事法律与社会救济制度在救助刑事被害人方面的漏洞。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如果施害方无钱可执行，或者案子进入了漫长的司法程序，被害人就无法及时获得赔偿。当至今都无法执行的赔偿判决书宣布王桦可以获取17万元赔偿时，她却已在几个月前绝望离世。
      据报道，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议案，全国人大对此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