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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去年5月1日，2.7万名人民陪审员在全国法院同时上岗，与法官同权审案。这被视为一场力度空前的司法制度变革。自此，“人民陪审员”这个名词进入国人视野，掀起热烈争议。
那么，一年来，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否起到了应有作用？为什么屡屡出现“零陪审”现象？人民陪审员到底是“花瓶摆设”还是防治司法腐败的“良药”？
在陪审制度实施一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回眸陪审制度的一年运行，反思陪审制度的现实尴尬，当不无裨益。
●配角
那一次，这个人民陪审员只“陪”不“审”
39岁的宋保松是郑州市长兴路街道办一名人民调解员，但4月13日上午，他没有上班，而是出现在老鸦陈村一个临时法庭上，身份是“人民陪审员”。
当天上午10时，村民陈大叔家。
院子里围了二三十名村民，法官亲自到附近小学借来8张小桌子，十几个小板凳，摆上“审判长”“书记员”牌子，法庭成了。设立临时法庭的理由是，关大婶与陈大叔闹离婚，可陈是聋哑人，并且行动不便。
宋保松和另一名人民陪审员赵雪芹分坐审判长两旁（如图）。赵雪芹是老鸦陈办事处妇联工作人员。
开庭时的一个细节让大家有些意外。在宣读合议庭名单时，审判长念道：“合议庭组成人员是法官某某，人民陪审员赵雪芹，人民陪审员——”她突然顿住，转头看着宋保松。宋有些尴尬，赶忙低声报了名字，于是审判长接着说，“陪审员宋保松。”因为之前没有什么接触，审判长直到审理案子时还不认识宋保松。
在这起诉讼中，审判长是当然的主持者。从10时到12时，整整持续两个小时。赵雪芹在审判长安排下，向双方询问了几个问题：“你们为啥要离婚？”“你们还能不能和好？”“调解中不中？”
但是，宋保松始终一语未发，即使审判长问他是否需要发问时，他也是摇摇头。关于这次只“陪”不“审”，此后宋给记者的解释是，他已调解过此事不下五次，没必要再问，“我本来不是这个庭的陪审员，让我陪审的目的是便于调解”。
●业绩
两名陪审员“勇敢”地反对了法官
2004年7月，惠济区人民法院在我省开先例，最早选用22名人民陪审员。
而直到去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简称《决定》）才开始实施，全国各地2.7万名陪审员同时上岗，与法官同权审案。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各地人大常委会统一任命人民陪审员，标志着有中国特色陪审制度的落地。
迄今为止，宋保松是惠济区人民法院陪审案件最多的一位，陪审案件约有三十六七件。
宋保松当过13年人民调解员，读过电大法律专业。他回忆刚当上人民陪审员那阵子，坐在审判席上，不愿说也不敢说。“记得前七次陪审，我一句话也没说，也不知道说啥好”，宋保松承认，那时候自己就是走走形式，是个摆设。
但后来，宋保松不甘当陪衬，逐渐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哪怕跟审判长意见相左。就在两周前，审理一起经济纠纷时，宋保松和另一名陪审员意见一致，“勇敢”地反对了法官，“我一共有四五起案件都跟法官意见不一样”。
一直以来，陪审员都以“监督司法”形象示人，但在宋保松看来，这个“监督效果”并不如想象中的明显。
宋保松说，一般情况下，法院提前三天通知陪审员开庭日期，并告知是什么样的案子。如果有时间，他会去看卷宗，要是没空，他开庭当天才去，其他时间几乎不与法官接触，所谓的“监督”只是法庭上的几小时。
况且，要让那些没有法律功底的陪审员在短短三天时间里熟悉枯燥的卷宗，确实也不现实。宋保松觉得，三天时间不够用，“最好能提前一周通知陪审员”。
另一个问题是陪审走过场。法官和陪审员交流太少，个别法官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有些法官对陪审员不管不问不搭理，弄得陪审员不知如何是好。开庭时，有些陪审员被审判长牵着鼻子走。正因为沟通太少，才导致有些审判长连陪审员名字都记不住。
此外，宋保松还觉得，陪审员着装不统一，法院对陪审员业务培训太少，这些问题都有待改善。
●责任
工作太忙顾不上陪审，有些陪审员“零陪审”
尽管《决定》写明陪审员审案采取“随机抽取”方式，但目前，各法院大多采用“轮换制”，即将陪审员均分到各庭，按顺序轮流陪审，一年一换（庭）。
61岁的退休工人程景府，是中原区法院一名陪审员，“他家就在法院附近，特别积极，每次一接到通知就来看卷，还认真做笔记，从不推托。”中原区法院行政庭副庭长孙淑改这样评价。
事实证明，并不是每一位人民陪审员都像程景府那样积极。据了解，从去年5月以来，郑州市各法院大都存在“零陪审”现象，有些陪审员甚至连一起案子也没参加过。例如中原区法院某庭一名陪审员，由于在政府机关工作，平常太忙，以至于陪审记录为零。这些人真正成了“摆设”。
惠济区法院民一庭庭长韩建伟说，该庭30%的案子有陪审员参与，但有一半陪审员在接到法院陪审通知时回答“来不了”。
中原区法院行政庭90%以上的案子都有陪审员参与。该庭一共有6名陪审员，经常来的只有三四个。
该庭副庭长孙淑改说，第一次通知，人家不来，说要开会；第二次再通知，他还不来，说工作忙；等第三次时，法院也不好意思通知他了，宁愿让那些经常来的人陪审。
让法官李云凯恼火的是，有些陪审员还临时撂挑子，“我们一般提前三天通知他来阅卷，但到开庭那天，有的陪审员突然打电话说有事不能来，慌得法院赶紧再换人”。
孙淑改说，人民陪审员应当认真对待“陪审”，不应该有空就来参加，没空就算了，这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
●报酬
20元的低额补贴和陪审员的荣誉感
为什么一些陪审员缺乏积极性，甚至出现“零陪审”现象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认为，法院补贴太低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以郑州市各区法院为例，每陪审一次的补贴各不一样，惠济区法院补贴18元，金水区法院和管城区法院补贴25元，中原区法院补贴20元，二七区法院补贴50元。
关于这些费用，除了二七区法院的补贴可由区政府“报销”外，其余均由各法院自己承担。
一名基层法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一起案子，陪审员至少出庭一次，开庭前阅卷一次，庭后合议一次，前后三次的往返交通费加起来远远超过这20元钱，这还不算耽误的个人时间成本。
在韩建伟看来，有些陪审员的本职工作忙，再加上法院的经济补贴少，直接导致个别陪审员对待陪审越来越不积极。
宋保松也说，“区区几十元钱的补助，确实有些少”。但是，他坚持认为，大多数陪审员都把当陪审员看作一件光荣的事，不想拿报酬。宋保松从2004年到现在，一分钱补贴也没领，虽然法院两次通知他去领钱。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程景府，他也非常不情愿去法院领补贴。
●压力
谁来监督“监督法官的编外法官”
当两万多名人民陪审员隆重上岗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法律争议。首当其冲的就是，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是监督司法，但谁来监督这些“监督者”成了问题，尤其是陪审员5年连任，很容易滋生腐败。
宋保松就碰见过这样的事。“村民找我说：你跟法院熟，帮我说几句话中不？”对这种说情，宋保松一概拒绝。
“我参与了三十多起案子，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当事人在开庭前有过接触。”但宋保松也觉得，陪审员长期固定在法院的某个庭，确实容易滋生腐败。
关于陪审员腐败的责任追究问题，无论《决定》，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仅规定陪审员“徇私舞弊，造成错误裁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如何追究则未写明。
河南财经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徐强胜认为，法官徇私枉法裁判，有一套纠错机制，但陪审员的责任追究却面临法律空白。不过，当陪审员行使审判职责时，代表着法官的特殊主体身份，因此陪审员腐败应适用《刑法》，依“准法官”论处。
●呼吁
应该明确禁止专职人民陪审员
当法律法规存在缺陷时，其实也意味着给了基层法院一个摸索和尝试的机会。2003年8月，成都武侯区法院率先推出“专职陪审员”模式，首批8名专职陪审员辞去原工作，担任专职陪审员，从法院领取津贴。此举很快引发全国多个基层法院效仿，目前我省也有类似情况。但问题在于，专职陪审员是否符合立法本意？出现专职陪审员该怎么办？《决定》未作规定。
中原区法院研究室主任曹媛媛直言，这违背了人民陪审员的设立初衷，它把人民陪审员与法院和法官利益“捆绑”在一起，使监督职能无法得到保障。
徐强胜教授说，相比法官而言，这些专职陪审员腐败的可能性更大。他建议，在完善陪审员制度立法或者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时，应明确禁止设立“专职陪审员”。
惠济区法院副院长慕宏伟说，目前《决定》只是规定了一些大的原则性内容，涉及“实际操作”时，还需要各基层法院制定实施细则或者办法来解决。
徐强胜教授认为，人民陪审员的出现，是个好事。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现实问题，还必须对法院组织法和三部诉讼法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一部《人民陪审员法》，让我国的陪审员工作逐步规范化、系统化。
■相关链接
“陪审”在国外
在国外，陪审员分为两种。英美法系采用“一案一选”，例如美国，陪审团开庭前临时组成，审完立即解散；而大陆法系国家，例如法国，陪审员可审理多起案件，但任职时间和总数受到严格限制。我国属于后者。
为确保公正，英美法系的陪审团一旦被选定，就被安排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场所，不能看电视和未经审查的报纸，未经许可不得会见亲友，姓名身份也对外保密。在美国，当陪审员是一项义务。公民一旦被选中去当陪审员，休想逃过。如果不按时报到，就被视作蔑视法庭，轻则罚款，重则会被“请进”监狱。陪审员出庭一般是没有报酬的，但法庭会给陪审员每天8至15美元的补助，还报销他们的交通费、停车费等。
法国的陪审员任期只有1年，重罪法院每年要根据官方人口统计表确定预备陪审员名单；德国陪审员任期较长（4年），可以连任两届，但陪审员每年在法院工作时间只有12天左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