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左）不喜张扬，一辆自行车陪着他在抗艾路上奔波

        桂希恩教授，堪称中国防治艾滋病问题的标志性人物之一。2005年11月初，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全世界的18名医疗英雄，其中的两位来自中国——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和香港大学研究人员管轶。2004年，桂希恩获得了艾滋病预防国际奖“贝利—马丁”奖。当年他还被央视评为“2004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之一。

　　我从电视上了解到你。你的事迹令我很感动，你是一个好医生。
　　——温家宝
　　他是湖北乃至中国战斗在艾滋病防治与控制工作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所取得的成就。
　　——贝利-马丁奖创始人马丁·哥顿
　　看看，艾滋病病人住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
　　——当桂希恩把５名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中的时候，同一个宿舍区的邻居这样说。

　　他不太关心外界的评价，只是埋头工作，甚至会抱怨记者在浪费他的时间。近日，本报记者有机会与桂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很多人在接受我的帮助，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他们在哪里很多人在接受我的帮助，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记者（以下简称“记”）：1999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您开始接触文楼村，从此您开始投身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可以说，您改变了文楼的历史，文楼也改变了您的命运。对于中国这个特殊的村落，在您心中是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桂希恩（以下简称“桂”）：“文楼可能是跟武汉有缘吧！”在2003年国务委员兼卫生部长吴仪亲自来到文楼村，调查艾滋病防治情况，并提出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我曾给当地的官员开过玩笑，说了这句话。吴仪是武汉人，我也是武汉人。
　　记：您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遇到过和文楼类似的情况吗？
　　桂：有的，有些比文楼的情况更糟糕，但我还不能告诉你是哪个省的哪个地方。他们现在都积极配合我的帮助和治疗，我工作的目的达到了，如果捅出去，他们也许会拒绝我，我就不能进行正常工作。在目前局部保密的情况下，我尽量帮助他们。
　　
　我就是要告诉别人，这样是不会传染的　
　　
　　记：2001年，那时人们由于对艾滋病不是很了解，在中国还是一个谈“艾”人人色变的时期，您把5名艾滋病患者带回家中，同吃同住帮助治疗。您当时敢于这样做，也许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勇气吧？
　　桂：当时只想着给他们一些帮助。我原先是给他们安排了地方，结果被住在那里的居民赶了出来，说是怕传染。他们是我的病人，是我的朋友，别人赶他们走，我怎么能赶他们走呢？没有其他办法，结果只有带到家里了。做医生的，谁愿意把病人直接往家里带啊。我让他们和我在一起，我就是要告诉那些人，这样是不会传染的。
　　记：最后事情经当地媒体报道后，武汉市民为他们捐款捐物，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桂：当时送到我手中的钱差不多有2万元，还有不少的药品，其中有种价值1万多元的药，被我背到了上蔡。特别高兴的是，武大附小三年级的一个班捐了130多元钱，我非常感动，专门到他们班做了一场演讲作为报答。当时大家这么关心病人，我就对自己说，看来大多数人还是理解这个事的，是对我工作一种莫大的支持。真的谢谢他们。
　　
　艾滋病防治有了很大改观，但有些地方似乎已经做过度了　
　　
　　记：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6年里，您应该经历了酸甜苦辣各种滋味。这6年来，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桂：这几天和张北川（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国内致力于同性恋研究的著名学者）在一起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形势一次比一次好了。”张北川最开始做同性恋调查工作时，来自当地有关部门的阻力是很大的，他们都是不太理解，现在从上到下都听得进去。
　　记：您和他的感触一样吗？
　　桂：我非常赞成他的意见。比如说文楼，那里现在不是变得很好了吗？我很高兴能看到文楼的进步，如果看到这些变化你能不高兴吗？要是不高兴你就是没有了良心。
　　记：那从全国范围讲，您认为有哪些地方做得不足？
　　桂：国家对艾滋病的防治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有些地方似乎已经做过度了。
　　记：“过度”一词怎么理解？
　　桂：比如说儿童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母婴传播给下一代。我最早提出了母婴防治的观点，之后引起卫生部的重视，这点我非常高兴。但目前的情况来看，是投入太大效果不好。就我知道的以湖北省为例，在7000人里才查出一例，一个检查试剂就要好几元甚至几十元，浪费了太多的人力和精力，做得太过头了。现在国家并不太富裕，再说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也只是少数，完全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测，尽量做到恰到好处。现在做得过了点，但终究是好意的。
　　记：之前湖北一名半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感染艾滋病的22岁女大学生（朱力亚），就是在校期间，因与已经感染艾滋病的外籍男友有过性接触，而染上艾滋病。
　　桂：这个事情我知道，她（朱力亚）最先来找的就是我。
　　记：她是您接触的第一个因性传播途径而感染艾滋病的大学生吗？
　　桂：不是，之前我就已经接触过五六个和她一样的学生了。
　　记：与她们接触过程中，您的心情怎样？ 桂：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给她讲，她男朋友对她不诚实。她说为了爱情她不后悔。上个月，她在我这里终于改口了，说“事情既然过去了，只好吸取教训”。作为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发生这样的事，我不好做太多的评价。我只想说，在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中，性传播途径的几率非常之高。
　　
　一个人可以影响500年，哪会有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吹牛　
　　
　　记：2004年您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央视“2004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的颁奖词这样评价您：一个教授做的5年，可以影响中国500年……
　　桂：（打断）简直是胡说八道。当时在颁奖晚会上，原先准备的颁奖词确实是这样的，后来我生气，播放的时候就给删掉了。
　　记：当时您为什么要生气？
　　桂：根本就没有可能，这句话根本就不正确，哪会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影响到500年，完全是吹牛，我从心里反感。
　　记：那您对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贡献在哪儿呢？
　　桂：我对艾滋病防治没有任何贡献，做的只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事。我经常对家人说，到现在我都搞不明白，怎么把我推到了现在这个位置，真的不能理解。至于为什么不理解，等我真的闲下来了，我会写一本回忆录，在里面我会写到。
　　
　你要做的就是灭火，不要弄得人家不让你去灭火　
　　
　　记：您是不是在刻意保持一种低调？
　　桂：和杜聪（艾滋病义工，现为香港注册慈善机构智行基金会主席兼义工，近年多次走访华中地区，救助艾滋孤儿。）在一起谈话时，他给我的启发很大。
　　记：具体指哪方面？
　　桂：他救助孤儿就非常低调，为什么呢？他给我说，你把调子弄高了，人家也许就不给你合作，低调一点，才能做些实际的事情。他说，现在就好比失火，你要做的就是灭火，不要弄得人家不让你去灭火。回想我所走过的路，他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我曾给一个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当地官员写过一封信，这件事到现在我还在后悔。
　　记：您在信中都写了些什么？
　　桂：当时他们阻挠我在当地的工作，我给他们写信，说“某地发生的悲剧总有一天会记入历史，现在有些人在帮助他们（艾滋病患者），但有些人是要受到历史的谴责的”。他们看到信后很反感我，以至于我在那儿工作一点也做不了，得不偿失。所以我不愿意和官员或媒体打太多交道，那样暴露自己没好处。以私人的身份去开展自己的工作，瞒着你们（指媒体）和他们（指官员）更好些。
　　
　如果真感染上了我也不后悔，但我相信我不会感染　
　　
　　记：您从1999年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这6年来您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财力，是什么支撑您一路走到了今天？
　　桂：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你就不配称为人。
　　记：这句话怎么理解？
　　桂：这不是我说的，是萨迪说的，我把它作为我的人生信条。我到过一些地方，看到那些艾滋病人的痛苦，我看到了那些人间悲剧，有所感动，所以我做了一些能做的事，要不然，我就不能称为人。我要是不做，就对不起他们。
　　记：能透露一下您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吗？
　　桂：尽我的能力多做点事吧，主要是太忙，总是感觉时间太少。
　　记：有媒体报道，您为了消除艾滋病人心中的隔阂，每次为他们抽血时都不戴手套，您不怕感染吗？
　　桂：（笑）你说到了我的痛处，我这是违反操作的。
　　记：冒昧地问一句，如果您真感染上了艾滋病，您后悔吗？
　　桂：我都快70岁了，也够本了，如果真感染上了我也不后悔。但我相信我不会感染，我也不想感染，我想趁现在能动还多做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