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些天，笔者即将荣升“家长”之职。在喜迎新生命的同时，一股“怪谈”也开始扰乱笔者平静的心境。“一个小孩太孤独了，过一两年再生一个吧。”父母们喋喋不休兼循循善诱打乱了我本来平静的心。
    超生？这可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如今细想起来，父母们的说法确实不无道理。但是，可以吗？考虑再三，结论还是否定的。想想那高筑的债台，想想不断上涨的房价，我有什么资本可以保证将两个孩子很好地抚养成人呢？
    如此一来不免沮丧，也不免羡慕起身边的超生者。其实，身边倒不缺乏超生者的身影，只是他们原来都属于做生意的有钱人。
    这样想下来，心中不免失衡。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本来是由于人口过多、资源相对缺乏的原因，如今资源依然缺乏，超生者生出了更多的人口，自然就占去了遵纪守法者的一部分资源，令他们减少了机会。这可是典型的经济学问题。
    其实，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理论的正是中国现代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先生。只是，令马先生想不到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人口现状正在发生着微妙变迁——中国的超生现象正从“穷人经济学”向“富人经济学”转变。
    以前，秉持着人力就是生产力的穷人想方设法地多生孩子，最后却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在新的人力资本尚未发挥作用之前，急剧的消费扩张与违规成本已使这个家庭濒临破产。
    但所有这些付出对于富人而言就不成为问题。于是，富人超生成为这个社会一个独特的现象：他们不但生得正大光明，而且生得理直气壮。与此同时，国家的罚款政策就成为他们理直气壮的原因：“我们已经交了罚款，当然就合法了。”
    所幸，近日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
    9月14日，中组部、人口计生委等11个部委联合发文指出，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人物遵守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情况，将作为一项提拔任用干部、推荐人大代表的基本要求。同时，要将城镇居民违法生育情况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而最让我等穷人开心的莫过于，此次发文还规定，征收超生罚款还将考虑超生者的收入情况。也就是说，对于富人可能将征收更高的罚款。虽然，规定还显含糊，多征的罚款不一定能真正打击富人的生育积极性，但值得庆幸的是，毕竟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