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啸鸣
    在改革开放已经实施的三十年中，人们容易注意到的是中国的GDP提高了多少，而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更重要的成就是国人的生命价值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我接受义务教育正是改革开放以前，当时我认为，“英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怕死。
    他们或是为了抗击外族侵略、或是执行组织命令、或是为了保卫集体财产，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当我第一次听说外国的年轻人崇拜的英雄居然是比尔·盖茨的时候，我对外国的年轻人，那是相当的鄙夷。
    与这种“英雄主义”相伴的，是敌对意识。改革开放之前，连自然环境都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甚至对亲戚朋友都怀有敌意，因为他们可能是“坏分子”。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下，个体生命的价值无关紧要。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我们逐渐明白了：建设比革命重要，合作比敌视更能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人们开始通过谈判与合作的方式利用资源，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不惜牺牲生命来争夺资源。
    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在中文网络论坛上的激烈辩论，对改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具有很高的意义。
    我清晰地记得，有名牌大学的学生在网络上“豪迈”地发言：“今夜，让我们就着美国人的血喝酒。”
    幸灾乐祸是建立在敌视基础上的一种人格病态，这种病态最大的问题是鄙视生命的价值，包括“敌人”的和自己的。
    如果我们要讨论一个人的生命到底值多少钱，一般的回答是“生命无价”。其实，这基本上是一种盾牌式回答。
    我们可以从面临危险的时候，人们进行选择时所放弃的机会成本，来判断他的生命到底在其自己眼里值多少钱。比如，“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羊羔，放弃了自身的安危。她们认为羊羔的生命价值大于自己的生命价值。
    改革开放后，我们发现在飞机失事后，外国人获得的赔偿金远高于中国人获得的赔偿金，后来得知，那是因为外国人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于是商业保险作为一种衡量生命价值的办法，在中国迅速被复制。最近两年，矿难的赔偿金额已经提升到了每人20万元。
    对待生命的价值观的转变，还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得到解读。
    他就是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县，曾就读于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毕业后从军，任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
    1979年5月16日夜，林毅夫从金门游泳至厦门，后来到北京大学，198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首批赴美留学生。
    1994年，林毅夫与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共同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8年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被看成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所谓“天时”，是指中国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对世界已具有不可否认的重大影响；“地利”，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世界银行本身亦具有重大意义；“人和”，则是林毅夫本人的成就。
    林毅夫放弃从军，从台湾来到北京，转而从事教育，而且是经济学教育，这反映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对待生命的价值观在他头脑中的变迁，后一种让更多生命可以生活得更好，这种价值观正是经济学的本质所在。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的成功提升了所有国人的生命价值。这是一种值得传播的价值观。“以人为本”就是以公民权利为本，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在提升，公民权利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尊重，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国家。
    （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