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汪先腾/文图
    1983年~1987年是一段令后人感到难解的岁月。一方面，人们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不安后，在精神上追求秩序和稳定，希望获得某种庇护，另一方面，他们又开始觉醒，渴望摆脱约束，独立行事。
    这种矛盾交织的集体意识造就了不少新偶像，随后又将这些偶像一个个地抛弃。
○1983年
    南方出了个步鑫生，北方出了个马承包
    上世纪80年代早期那些沸腾的往事似乎与河南无关，尽管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河南的粮食产量在1983年取得历史最高水平（580.8亿斤）。
    历史是在南方苏醒的。在浙江，一个大胆而鲁莽的裁缝成为企业改革的先行者。他的经营思路是“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
    这个人叫步鑫生，是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他在厂里搞改革，实行奖金制度，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他还克扣那些工作不努力的工人的工资。
    步鑫生后来因新华社记者的内参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而闻名于世，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事实上，那几年由于致力于控制经济过热和治理整顿，改革的步伐有些停顿。在学习步鑫生的运动中，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被搁置起来的改革理念再次成了主旋律。
    步鑫生的偶像化似乎很合情理，甚至在美联社记者眼中，他已然是一位勇敢、果断、能顶住压力的改革者形象。但是，形势将他造就成一个独断的人，他开除了工会主席，辞退了他的妻子，又花巨资建设大型服装厂。步鑫生很快就要为他的鲁莽付出代价。
    步鑫生热只持续了两年，1985年，海盐衬衫总厂就难以为继了，步伐已乱的步鑫生此时表现得毫无章法。到1988年初，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他被免去厂长职务。从此，步鑫生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取而代之的新偶像在北方诞生——河北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1984年时他还是个业务科长，但他提出承包造纸厂，年底上缴利润70万元，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马胜利成功了，好厂长“马承包”成为步鑫生后举国学习的又一个榜样，“一包就灵”成为国企改革的良方。
    1987年，马胜利的信心爆棚到极点，他宣布要创办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全国20个省、市陆续承包100家造纸企业。
    那是一个偶像的时代，偶像的一声呼喊立即会得到千万追随者的响应。马胜利提出的宏伟目标让许多苟延残喘的地方造纸厂看到了再生的希望。从1987年11月到第二年1月，马胜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承包了全国27家造纸厂。
    接下来是经营困难与亏损，“马承包”的光环逐渐退去。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在1986年以前仅在一些地区和企业试行。1986年12月，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以后，承包制在全国全面推开。其基本内容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这不能说没有“马承包”的功劳。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此后，国有企业
    的承包制就变成了历史。
    再过几年，中国刮起
    MBO狂风，郎咸平掀起
    国企改革的大争论。
    此为后话。
○1984年骄傲的北方农民，卑微的南下者
    1984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购买飞机的农民，郑州市中原区沟赵乡38岁的郭元英。
    1983年，郭元英自筹资金办起了纺织配件厂，当年10个月就盈利1万多元，成了“万元户”。1984年4月，他个人出资27000元购买了一架“蜜蜂三号”飞机，无偿送给沟赵乡政府。
    尽管此事轰动全国，但许多历史书写者还是将笔墨的重点放在了南方。因为这一年，邓小平乘“宁明号”战舰开始了第一次南行。
    随之而来的是南方淘金热。史玉柱南下了，他将在深圳书写一段高亢而悲壮的创业生涯；赵新先南下了，“三九胃泰”将扬名江湖。李东生南下了，他日后将在南方开创他的TCL王朝。
    与用万元购买飞机的郭元英相比，史玉柱、李东生们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在1984年诞生的企业，躲在偏僻的角落里偷偷地呼吸南方的空气，它们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更无资格被偶像化。但它们所生产的东西却大多与人们的日常需求相关，在即将到来的消费浪潮中，它们蠢蠢欲动，日后终究化蛹为蝶。
    相反，作为当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的郭元英却走向了事业的终点。他的飞机适合大面积作业，但当时土地却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划成无数小块，分到了各家各户，飞机成了摆设。更要命的是，他创建的纺织配件厂生意越来越差，最后倒在了那些后来者的脚下。
    南方的大气候几乎每天都在催生着史玉柱、李东生式的人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南下经商，终于会聚成近30年来的第一股下海经商浪潮。由于日后很多名动一时的公司都诞生于这一年，后来，人们干脆将这一年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而北方，除了流传着“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样尖酸的顺口溜外，几乎什么印迹也没有留下，河南不过刚刚开始对79家大型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许多后来能与史玉柱们齐名、有现代气质的企业家还要等到邓小平第二次南行之后才算踏上征途（比如与史玉柱有交的汪远思）。
    直到这年的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北方才算收获了一些安慰。
    这次会议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过，会议又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这等于将商品经济只限于一般的生产与生活资料。
○1985年北方的沉闷，南方的狂欢
    北方和南方依旧是两个性格迥异的世界。
    河南像一位憨厚的农民，在广袤的田野里种粮，不远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那些似无节制的乡镇企业里隐藏着环保的危机（这是它们日后的悲剧）。
    温县陈家沟的小伙子陈小旺在这一年的武术国际邀请赛上获得太极拳冠军，展示了中原传统文化的某个侧面。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这一年视察河南，希望河南致力于“农民的普遍富裕”，“在土地上做文章”，也许这奠定了河南今后的发展基调。
    南方则不同，它生动而快乐，肆无忌惮地冲撞着制度的警戒线。在邓小平南行之后，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城市，比邻香港和深圳的海南自然也成为开放的重点区域。由此，沉寂的海南岛成为商人们淘金的乐土。
    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曾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
    不过，《纪要》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
    据载，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希望靠进口国家控制商品来赚钱：将允许进口的汽车等商品转卖到内地，并从中赚取价差，这就是后来的“海南倒卖汽车事件”的发端。
    大量从海南进口的汽车，只需再缴纳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同时，还有大量电视机、录像机。
    东窗事发后，雷宇被撤职，而行政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成为一位倒霉的“倒爷”，获“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财经作家吴晓波写道：在中国改革史和企业史上，“海南汽车倒卖事件”带有很强的“寓言性”，一个地区为了发展经济，令制度的许多欠缺渐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改革的渐进特征日益明显，开始进入漫长的灰色地带。
○1986年~1987年在精神里交融，在呐喊中觉醒
    这一年，南方和北方在精神里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北方的力量来自音乐。崔健扯着他沙哑而又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唱出了《一无所有》，摇滚音乐开始登上中国的舞台。“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这很像是一种呐喊。
    在南方，诗歌展示了力量。这年的10月21日和24日，《深圳青年报》和安徽的《诗歌报》联手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歌群体大展’”共7整版、64个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诗人北岛写道。和崔健的摇滚乐一样，朦胧诗也加速了人们的觉醒。
    在经济领域里，乡镇企业迎来了崛起的最好时光。早在10年前，巩义的回郭镇就因兴办社队企业而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之一。1984年3月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从此，乡镇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形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在部分意义上归功于河南。1984年河南出台《关于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提出“两个一起上”（大型、中型、小型一起上；集体、个人、联营一起上），到1992年，河南乡镇企业的产值达到1248亿元，在中西部地区率先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继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之后的第一个乡镇企业大省。
    在新乡七里营镇的刘庄村，圣徒式的乡村干部史来贺带领刘庄人发展起了另一种乡村经济。1986年5月20日，刘庄人自己设计、安装的华星药厂正式投产。
    自此，刘庄的经济迅速成长，很快成为“中原首富村”。
    刘庄之后，中国又相继涌现了不少红色村庄，在经济学上，它们暂时还得不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