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生活在启蒙运动刚刚波及德国的年代。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军队。他对公民们说，“你们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但这不是启蒙运动。
    康德说出了真义：“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光在私下里说不算。”
    我们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我们把自己的理性运用到那些可能影响到河南社会经济进程的事件中，我们不仅记录，而且也要怀疑或赞同某一事件的合理性，以使这个思想市场以更快的速度开放。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东方财经》创刊一周年的时候，推出这部以自己的语言叙述的、以自己的角度观察到的郑州年度经济史。
    这个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时间的价值普遍提高了。我们总是受制于分工的专业化，谁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呆坐在窗前，毫无功利地观察城里的那些大规模事件所蕴涵的历史意味。
    这次，我们要尝试着摆脱日常琐碎生活的束缚，以一种纯粹的经济理性去揭示郑州的性格特征。我们将努力使自己的观察有些历史感，就像韦伯或者黄仁宇强调的那样，只有把那些纷繁的往事置于长距离的时空中，我们才能获得一幅整体的图像。
    2006年，郑州的经济活跃程度超过了以往，在通往中心城市的道路上做出了一些努力。西区获得了大规模改造的机会，郑开大道得以使开封以更快的速度向郑州靠拢，地铁规划为城市交通资源的扩充做好了准备。
    郑州年度经济史将贯穿这些事件，涉及城市的工业、商业、金融、人口和交通等。我们暂时将其整理为三个部分，一是由工业牛市催生的繁荣，二是郑州在中心城市的道路上走了多远，三是郑州的难题，伟大的雄心与现实之间的不匹配。
    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口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年的户籍新政造成的公共资源供应不足，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严重。人口不会永久地增长下去，学校的生源也不会永远处于饱和状态，所以学校的增减应合理地考虑到生源在未来的变化。
    遗憾的是我们还来不及处理人口与就业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使传统工业缺少技术进步的动力，人口红利弥补了它们技术落后的不足，但这也加大了它们今日的改革成本。现在，传统工业寻求改进的基本逻辑演变成了减员增效加技术改造。
    工业虽然对城市经济的贡献率达到46％，但吸纳就业的能力2005年仅仅达到30％，还不如第一产业的贡献率高（31.5％），这种增长值得思考。
    名为经济史，多少有些故作高深。但如果每一个事件都仅仅为当事者所知晓，那就等于封闭了我们的视野。
    我们是这部城市历史中的一部分，我们有理由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思考和记忆，不能让往事真的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