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啸鸣
    1750年前后，中国与欧洲的人均工业化水平相差无几。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一书中专门列表说明了1750年到1900年间，中国的衰落与欧洲列强迅速发展的数字对比。
    在那150年间，中国的人均工业化指数从8下降到3，英国从10上升到100，美国从4上升到69，日本从7上升到12。
    而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无疑得到了极大改善。今天，一个普通农民所能享受的消费品是历代皇帝所未能想象的——这反映了中国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
    政论电视片《复兴之路》先说明了中国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后说明了中国为什么会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但并未明示选择制度的人是谁，方式和渠道是什么。特别是没有讨论这一连串的选择后面的价值基础是什么。
    通过《复兴之路》的介绍，我们知道了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出于领导层对市场经济制度改善民生、提升国力的理性认识。但如果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大多数人基本上处于“他们选择制度，我们选择适应”的状态。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老百姓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完成了由“臣民”向“国民”的转化，下一步要稳步向“公民”转化。这意味着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广泛认可。
    2007年，中国的GDP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当然，没有人会认为中国的富裕程度将超过德国，因为富裕程度是用人均GDP来衡量的）。但是从当前民众的反应看，似乎不怎么热烈。
    人们关心的重点，已经开始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等宏大叙事中，逐渐转向了以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和权利为中心的“琐屑小事”中。政府也及时回应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口号，这是一种良性互动。
    现在有人主动质疑那个“平均工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新闻，认为在分配不均的条件下，GDP增长的好处为少数拥有特权的人或者是勾结特权的人所获得。这里面包含了民众对公权和特权进行约束的强烈期待。
    在国外，也有媒体对中国迅速崛起持一种审视的目光。笔者认为，官方应该旗帜鲜明地宣传以下一系列与宗教、民族、党派、肤色、性别等都无关的、具有普适性和一般性的人类价值观。因为它们是获得内部和外部稳定和谐的基础：
    人权，个人应该有免于受恐惧和强制的自由，这表现为大量的民事自由权和经济自由权；
    公正，其中包括起点公平、程序公正和结果平等，这将要求用法治替代人治；
    安全，它是人们的信心，相信直至将来，人们都能享有其生命和自由，不会受到暴力的和非法的干预；
    和平，指既没有共同体内权势者强加的纷争和暴力（内部和平），也没有外部权势者强加的纷争和暴力（外部和平）；
    产权，柯武刚在《制度经济学》中说：“一旦人们控制了他们的财产及其获益，就有动力为使用他们的财产而不辞辛劳，不断创新。这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付出的努力、所承担的风险都将得到回报。因此，私人产权是人类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石之一。”
    宪政制度，这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