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先腾
    一个最有可能的郑州会是什么样子？
    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全国现代化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人口轻松突破500万？
    这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
    在思考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问问，我们是依据什么来判断郑州的未来应当如此的。
    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或偶然性，但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而竭力去猜测“未来将会如何”，其逻辑的基础是，在一组既定的条件中，未来的样子是必然的。
    过去至少15年中，关于郑州的未来总是飘忽不定的。最先的“现代化商贸城市”这一定位，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那些年郑州的商业表现十分抢眼，铁路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无比突出，这些足以使人认为，未来的郑州应当向此前进，继而完成现代化。
    这一定位后来基本被否决了，“工业化是必经之路”、“工业立市”好像特别有说服力，以至于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只要把工业搞上去，现代化将触手可及。
    工业化，仿佛当今天下的灵丹妙药，大小是个城市，都已懂得这一招，其逻辑的基础仍然是，在一组既定的条件中，未来的样子是必然的。具体而言，大凡了解一点欧洲早期工业革命历史的，都知道欧洲不少城市都是在完成大规模工业化的基础上走上现代化之路的。
    于是，“工业化是必经之路”就成为我们关于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而能否单独大规模发展商业则成为不懂常识的提问。不少观点认为，诸如香港那样的城市没有工业，只是例外。
    在一组既定的条件中，未来的样子是不是必然的？或者说，我们是否也要遵从欧洲城市的既有经验，才能实现相同的目标？
    在一组既定的条件中，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能够判断未来的样子是必然的。但如果历史学家或者经济学也如此判断的话，那就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掩盖了现实中的差异。
    比如郑州最早的那个定位（现代化商贸城市），大多数意见认为，由于郑州缺少产业支撑，尤其是第二产业，导致购买力不足，所以商贸才会陷入孤掌难鸣之境。
    这大体是正确的判断，但过于直观。香港为什么没有出现购买力不足的情况？显然，差异被掩盖了。
    斯密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增长的动力来自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加深，后者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广度。也就是说，能以郑州为中心而形成的市场交易，基本上局限于它本身，市场范围太小了，只能吸纳市区及周边的消费需求，购买力当然有限。
    而这种状况又是因为中国广大的市场总是被行政界限无情地分割而造成的。
    现在回过头来问，郑州能否避开大规模的工业化而实现商业化甚至现代化？如果能，我们就会开辟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