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报记者 汪先腾/文 李杨/图
    1978年以来的30年何其短暂，它在悠长的历史中不过一瞬。
    时空的远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一条鞭法、戊戌维新等一系列大规模事件，沿着历史的轨道沉闷地呼吸。唯有1978年以来的30年，光芒四射。
    正如一大批史家所言，1978年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一头承载着一个庞大帝国的漫长传统，一头承载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理想。
    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仅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1978年至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显然，一个大国正在坚实地崛起。
○1978年：一个著名的夜晚
    现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的一份手写合同书，记载着我国农村一个新的开端，这份合同书产生于“中国大包干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
    合同书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是一份已经广为人知的大包干合同书，这份合同书产生于1978年11月24日晚，这已成为一个著名的夜晚，甚至有人提议要将这个日子作为改革开放的纪念日。
    当年，在一间破草屋里，18个农民神色慌张，他们衣衫破旧，面黄肌瘦，每人一年的收入不过20元上下。他们鼓足勇气，在一张契约上按下了血红的指印。就这样，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打响了。
    之后，又有一颗巨型炸弹炸开了中国最近30年的历史，从而结束了十年浩劫。这就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举行。
    这次会议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观念的风暴吹遍九州，“两个凡是”的方针彻底被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被弃，改革开放的大旗竖起，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起步。
    但是，在最初的日子里，小岗村的大包干依然是在秘密中进行，参加大包干的人们恐慌而快乐地在田地里劳作，这让其他人一眼就看出了“名堂”。等到来年的夏天，“风声”就已经传到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那里。
    这一年的6月，万里视察了小岗村，对生产队长严俊昌说：“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是我同意的，让你再干5年。”
    这一年，小岗村终于秋粮遍地，粮食堆到了屋坝子上，当年，小岗村粮食总产13.3万斤，是以前的四倍。
    接下来的历史似乎是水到渠成。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1979年：“七下八上”的雇工之争
    在观念的风暴掀起之前，许多事情早已发生，接下来的历史需要为它们的存在找到理由。“雇工”，这个在《资本论》里潜藏剥削色彩的词汇，这个在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中基本上销声匿迹的词汇，在1979年重现。
    先从那个后来成为著名的“傻子”、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年广久说起。当年他42岁，在家乡安徽芜湖做小商贩已经多年，还因此受到过“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清查，并因投机倒把罪于196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出狱后的年广久炒起了瓜子，并给自己的瓜子取名叫“傻子”。据称，他的“傻子”头衔就是此时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兜里塞。
    到1976年，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傻子”赚到了100万元。“傻子”的生意越来越火，一天能卖出3000斤瓜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广久决定扩大生产规模，小作坊很快发展成一个有100多人的私营企业。
    100多名雇工，大把盈利，这不仅使人眼红，更触动了最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有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的存在？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著名论断立即成为反对者的武器：“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这回，人们把年广久看成是剥削分子，仇视与讨伐不可避免。
    而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也遭遇了相同的尴尬和窘境。他承包的鱼塘雇用了不少帮手，因而备受质疑。
    马克思认为，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是小业主”，而雇工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
    就这样，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用一条19世纪中叶的标准，难倒了全中国的理论家，也难倒了当年全国近百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到底受不受限制？
    辩论一直持续到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1987年，中央5号文件指出，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不受限制。
○1980年：深圳特区的零点搬运工
    “我得给未来打个电话问问天堂的消息，我回到宿舍打得一桶清水冲洗身子一遍一遍地擦，窗户开着对面是香港。”
    这是一个名叫谢湘南的深圳青年诗人早期诗作中的一句，这首诗名为《深圳早餐》，大约成于深圳经济特区创设的18年后。
    谢湘南是湖南人，1993年，高中未毕业的他来到深圳打工，新的生活给了他灵感。一不小心，谢湘南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打工诗人，他的诗集《零点搬运工》差点获得广东省鲁迅文学奖。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正式创设于1980年。20多年来，“到南方去打工”是许多个“谢湘南”的梦想，并由此引发了无数次打工潮、民工潮。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深圳一起成长的还有珠海、汕头和厦门。特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
    早期，在正统的观念中，这四个特区就像是异类。当时国内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作者借古讽今，将租界与特区作比较，隐讳地表达了其对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的担心，害怕对外开放政策会导致中国丧失国家主权。
    真正为特区正名的是邓小平。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肯定了特区开放的经验。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担忧，明确指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
    于是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1981年~1982年：农村工业的寒流
    1981年，河南人民正在为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而感到高兴。美国堪萨斯州与河南结为友好州省，日本的冈山市和浦和市也分别与洛阳和郑州结为友好城市。美国人、日本人开始小心地与河南人进行双边贸易，这大概是河南开展对外贸易的开始，至于引进外资、合资建厂则还要等待许多年。
    这一年，宝丰紫陶花盆进入日本、马来西亚等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官方正致力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与提高，并指出，“联产责任制是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必由之路”。来年，粮食高产。一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似乎尚未波及这个农业大省。
    事实上，在中央决策层，保守派对国企改革的态度已逐步占据上风。“必须加强集中统一”，为此，有人提出了“笼子与鸟”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写道：这些论述最终说服了中央决策层，“笼子与鸟”理论统治了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
    早期的改革还仅限于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这种简单的激励，而且极力避免乡镇企业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基本上都设在城市）的冲击。
    1982年6月，河南省政府在一次贯彻国务院有关决定的电话会议中，要求继续搞好工业品下乡，这显然是有意于扩大国有企业的农村市场。
    早在1981年年初，国务院就曾发文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1981年~1982年，刚刚萌芽的农村工业遭受了第一次寒流，而国企改革也并未取得预期中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