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超峰
    我们常常倾向于遗忘历史的细节。
    30年后，“邓小平的婴儿们”想当然地以为中国自然会走向进一步的繁荣，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全程受益者，但只有完整地经历了这30年甚至更长历史的人，才会明白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走得有多么艰难。
    一些通俗历史学者已经开始用各种方式记录过去30年间的社会变迁，从牛仔裤的流行、反精神污染到1992年邓小平南行和民工潮，但他们遇到的共同难题是，无力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微小的历史细节之间建立令人信服的联系，为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梳理出清晰的线索。
    在未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尽管人们试图用浩如烟海的文字去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但结果可能都是徒劳的，这个耐人寻味、深不可测的问题一直被搁置着。
    我们不需要付出漫长的等待、艰辛的投入，突然一个机会就改变了我们的面貌，这种心态在过去二三十年是非常流行的，中国最初的改革开放是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开发的，实用主义可以让技术性的模仿迅速成功，但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驱动力。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种美好制度的出现，绝不能依靠复制的方式，它必须依赖自我生长，我们需要更为耐心地等待它的变化。
    事实上，关于中国改革的种种争论也从未停止，但我更愿意理解为，这实际上并不是改革共识的破裂，而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
    30年后，也许我们真的该意识到，我们能创造出某种新的传统，这种传统既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复制西方，那是一种属于中国的特有的改革逻辑，这种不可言说但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东西，是我们国家前行真正的驱动力。
    当我们准备对这30年做出规模宏大的纪念活动之前，这个问题是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这也是我们筹备《激越30年》系列特刊的一个最重要的初衷。用个人命运来书写民族的历史，寻找新的改革共识，破译国家改革真正的驱动力。
    这是一项艰巨、浩繁但绝不枯燥，甚至让人兴趣盎然的工作，我们焦急而愉快地在身边寻找着和改革开放有故事的人，寻找着伴随改革开放一起诞生、茁壮成长的河南企业，探寻一个地区曲折漫长的成长轨迹。他们将和这份即将推出的特刊一起，被时代永久地记取和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