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框架的拉大，激化了城中村与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矛盾，城中村跟着政策的指挥棒，动起了改造的步子。各类开发商也把目光瞄向了这块城市中的“处女地”。利益的不同个体开始撞击本来寂静的村庄,城中村被诱惑了，渐渐产生投身产业的冲动，租卖土地、自建房屋出租、自办企业……这种冲动不仅打破了城中村村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也让他们得到了些意外的收获。
      有人说，城中村改造，注定是个复杂的、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外来的利益主体之间，他们和城中村的内在经济冲动之间，究竟如何博弈呢？

      尝试实行
      全民股份制
      3月13日上午，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党总支副书记耿景盛兴奋地向记者介绍了宋砦村10多年的市场化道路：“经过多次探索后，目前宋砦已经从‘大锅饭’集体形式过渡到了私有化的市场体制，今年准备再次改制，完全实行股份制，让村民在自我改造中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历数了多次市场化尝试后，耿景盛道出了目前郑州市许多城中村升级改造的新趋势。
      其实，村庄走市场化道路，宋砦应算个先行者。
      1992年，宋砦就开始尝试通过创办企业寻求致富，经过对当时的国内各个城市的考察，宋砦的市场化模式引起了其他村庄的注意。
      1998年，就在其他村庄开始投身经济浪潮时，宋砦又开始了改制尝试，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如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宋砦人突然意识到，仅靠这种以村养村民的路子，永远不能摆脱养老的观念，只有让村民自己意识到市场经济的诱惑，才是真正走入市场了，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实行全民股份制。不过宋砦的全民股份制，并没有摆脱外力的支持。

      “坐地分钱”
      其实很吃亏
      和宋砦村一样，路砦村在改造中也经历了一场市场意识的蜕变。
      2000年嵩山路改造拆迁，路砦村村委会筹钱建房让村民住上了新房子，多余的商品房卖掉了，收入与投资基本相抵。2004年3月，路砦村以16％的土地入股与家世界进行合作，双方签订了为期40年的合同，路砦村每年可获得保底分红170万元，同时每5年分红递增4％。
      在大多数人看来，如此“坐地分钱”是件无比幸福的事情，而村委会主任曹海泉却看出了蹊跷：2004年6月，曹海泉想在家世界租间房子，发现每天每平方米的租价竟高达8～10元！他暗自算了一笔账，如果以家世界有1万平方米的出租房、以每平方米每天8元的最低出租价计算，一天的收入就有8万元，只需20多天170万元的保底分红就赚出来了。而其余340多天的租金，就被家世界赚走了。
      由此，曹海泉诞生了另一个想法——自己开发商品房出租。

这村人人抢 那村无人爱

      “我们也想做大事、赚大钱，眼看别的村庄都富了，心里特别着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家住西郊一村庄的村民刘先生一边打牌，一边向记者诉苦。据他讲，其实他现在不缺钱，每个月村里给发的钱加上自己的房屋出租，也是一笔稳定的收入，但无所事事，只能算在混日子。村民们也都是这种状态。
      对此，该村的孙书记感慨：现在村庄发展经济就像一股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区里的大会小会上，都会听到有些村子招商引资出效果了，资本大鳄要建商场，知名地产商要建住宅小区……就是他们村子一直没有动静。因为村子一不靠马路，二不在繁华街区，三不是政府重点开发区域，没什么投资者会相中。不过他也承认，为了吸引外资，他们硬是把村里一些村民房屋进行整合，腾出了不少地方出租，希望能借此傍上一个“款”，结果只招来了一个饭店。
      有资料显示，郑州市市区三环以内有大大小小116个自然村，64个行政村，农业人口将近10万，涉及5个区13个乡镇，土地面积4万多亩。其中完全被城市包围没有耕地的有37个行政村；有18个行政村虽被城市包围但仍有少量耕地；处于城市边缘的有9个行政村。如此众多的城中村，并非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随着郑州市提出“北扩东移”战略后，北部和东部的村庄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快速蜕变，而西部和南部的村庄则在经济大潮中艰难挣扎。
      任何行为都存在一种博弈的思量，当西区村庄还在考虑如何把脚踏入商海中进行博弈时，北区和东区的村庄已经开始了“做什么”的博弈，也就是如何为自己定位。有人曾把近几年的村庄经济冲动比作刚刚开放时深圳的情况：每天都会有一个商机砸下来，就看你有没有胆量接住它。
      “那个时候找我们合作的人太多了，村委会的电话就没有断过，从没有打广告，来的却都是‘大腕’。”几个北区村庄负责人的回答惊人的一致，由于政府为参与城中村改造的企业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村庄，瞬间成为开发商眼里争抢的“香饽饽”。
      “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村领导必须理智，不能盲目上项目，需要权衡各方利益之后才能做决定。”耿景盛认为，城中村的种种经济行为，最根本的是在考量各个领头人的商业眼光。

城中村自我改造困难多

      仔细回忆几年来郑州市城中村的经济尝试，无外乎租卖土地、出租房屋、合资入股创办企业等依靠外力支持的项目。在几年的利益分配中，大部分城中村领头人渐渐意识到，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城中村周围的土地在慢慢升值，而城中村只是简单地参与了市场化运作，力量很渺小。如果能完全进行“自我改造”，把自己融入市场经济中，才能真的获得大效益。
      对此，有专家提出，作为城中村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搬迁和翻建不仅涉及庞大的资金来源问题，还涉及产权的界定和利益的调整，远比股份制改造和撤村改制艰难得多。
      一方面，政府担心拆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另一方面，房地产商担心拆迁开发矛盾重重，变数很多，高昂的交易成本可能远大于正常收益。还有一方面，“村民”以及“村集体经济”则担心他们既得的房地产租金收益在开发改造中得不到保护。而一旦村庄自己主动进行自我改造，那么整个城市化进程将会事半功倍。

冲动成就了“村民富翁”

      不过城中村的经济冲动并非是简单的冲动行为，其背后的效益才是冲动的真正原因。耿景盛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宋砦村民现在平均每家每户有半栋楼，从地下到7层，将近1000平方米，一楼用作招商，二楼以上全部用于房屋出租，按照周边的房屋均价1500元/平方米来计算，每家的资产已经超过百万元，这还不包括村民自己居住的两所房子和每年出租房屋的费用。
      路砦的算盘是：集合村民手中的闲散资金，在低使用率的土地上建造高标准商住楼，并成立股份制公司，村民变成股东，股东除了享受每年盈利分红外，股权还可以继承和转让。18岁以上的村民，无论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都能入股，一人限一股，建成后，按每天每平方米1元的保守出租价、3万平方米的出租面积计算，一年净收入900多万元，是原资产收入的15倍。

整片开发符合市场规律

      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谷建全认为，从理论上来讲，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中村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它的土地实际上就应该是属于国有的了。原来是郊区，用级差地租来分析，由于土地位置原因，地价比较低，随着城市的发展，土地位置变好了，地价就上涨了。此时的级差地租就应该是政府的，政府应该拿着级差地租用于城市发展。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体制转换的滞后性，使得级差地租落到了村民手里。这也使得村民可以利用各种方式获得经济利益，如盖房出租等。但是远郊的村庄就没有这个条件。而原来那种传统的租卖土地等形式，实际上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对城市的管理也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只有土地完全实现国有化了，才能真正算是得到改造了。
      不过，从郑州市来讲，城中村改造已经探索出一条不错的路子，就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实现整片开发。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村民的出路问题，应充分考虑到村民的经济利益，让村民入股就是其中一种方式。实际上只有村庄主动参与经济建设，才会推进整个城中村改造进程，这也算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另外，他认为，推进城中村改造步伐，政府主要是起引导作用，市场化的影响还是最关键的。从现在看来，村庄的观念已改变很多，不再是死守着一片地。至于北边和东边的村庄改造步伐较快，除了市场经济作用外，还有土地开发成本问题、资产置换问题。
      归根结底，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城中村有了自己的经济冲动，对于其改造是十分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