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二月河先生
寒冬腊月，正是黄河结冰的时节。这条滋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河流，如今却像是一条倦了的巨龙，安静地卧于大地，再不复往日的奔腾。
就在那天早上，我刚睁开蒙眬的睡眼，便在舍友口中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我们文学院的院长，二月河先生去世了。”听罢此言，我感到有些怅然。人世间的生命虽然顽强，却又无比脆弱，参商永隔，也许就在转眼之间。我打开纱窗，寒风像往常一样穿堂入户，却令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悲凉。早听闻二月河院长的大名，如今先生驾鹤西去，我作为文学院的新生，却未有缘分见得先生一面，心下尤感哀伤。 在我来到郑大文学院之前，家中的长辈便笑着向我提起过，二月河先生是军人出身，没有某些文人的激进偏执，是可以放心地让我去学习的。我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只是恭敬地收下了院长先生的代表作，《落霞三部曲》。惭愧的是，那三部堪称鸿篇巨制的历史小说我至今还没有读完。那三本书颇厚，堆起来比一本牛津英汉大词典还要高上许多。历史小说不比当今的架空与玄幻，可以想见，那厚重的书页中，承载着先生的几多奋斗与汗水。怀着沉痛的心情，我查阅了一些有关二月河先生的资料，便愈发感到先生的可贵。 二月河，即是二月的黄河。在黄河边上，有一个叫做太阳渡的地方。先生曾说，他把自己视为太阳渡的孩子。太阳渡，大概是取太阳下的渡口之意。这真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名字。怎奈如今斯人已逝，这名字便平添了一份物是人非的伤感。太阳落山的时候，绮丽的余霞织满了天空，据说每到这个时候，邙山之下，黄河之上，便会赫然荡开一片玫瑰般绚丽的紫色。每到二月，在河底潜伏了整个冬天生命之水便开始涌动。冰皮始解，滔滔河水夹杂着万点浮冰倾泻而出，在灿烂的斜晖下看去，那明丽的河水就像是流淌着的黄金。流淌着的不仅是黄金，还有先生金色的理想。 先生出生于1945年，彼时的大地，还在接受炮火的洗礼。也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先生的名字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宁解放。先生的父母是县武委会主任凌尔文和县妇联会主席马翠兰，南阳解放后，先生的父母分别在该地的邓县武装部和法院留任。在父母影响下，二月河先生在儿时便饱览群书，并且对《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中的英雄形象无比崇拜。因此，童年时代的二月河便励志要戎马雕弓，从军报国，在疆场上纵横驰骋。 先生的早年颇为艰苦，先生三次被红卫兵抄家，先生心爱的书籍更是被扫荡一空。先生被迫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山西太原的兵营。这虽然遂了先生儿时当兵的心愿，先生却发现艰苦的军营生活与童年的遐想天差地别。这里没有江东的舳舻千里，只有永远开不尽的山洞；这里没有孙行者的锁子黄金甲，只有永远也挖不完的煤矿；这里没有梁山泊的好酒好肉，只有永不休止的训练。换做常人，兴许便找出种种理由与命运妥协了，但是二月河先生不一样，因为儿时见到的那条金色河流已经涌进了他的心底。于是二月河先生便开始拼命地读书。白天，他仍然汗流浃背地工作，晚上，但战友们鼾声渐起时，他便开始读书，他拿着破旧的手电筒，一字一句地咀嚼着《毛泽东选集》。在那个思想自由被严重钳制的时代，他如饥似渴，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部队首长见先生对读书如此热爱，便提拔他做了新闻报道员。后来，先生还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他也因此声名大振，受到了团政委的青睐。政委的妻子每次从北京回来，都会给二月河带几本他闻所未闻的书，二月河先生也因此十分盼望政委的妻子能多会来看望政委几次。团里建了图书馆，于先生而言，图书馆便是天堂，于是先生就一头扎进了“天堂”里，再不愿理会“俗事”。早上出操时，大家找不到先生，最后团长跑进图书馆，见到先生抱着图书大睡。团长心下恼火，便揪着二月河先生的耳朵把他拉到训练场。几次三番，团长也无可奈何，便任由他读书去了。后来先生所在的部队到辽宁换防，为了“轻装”和“破四旧”，先生心爱的图书被悉数烧毁。先生含着泪从大火中悄悄抢救出《辞海》和《莱蒙托夫诗选》两本书，据说那本《辞海》今天还保留在先生身边。于先生而言，饭可以不吃，但是书不可以不读。于是先生就到驻地农村找书，借到一本《聊斋志异》，先生如获至宝，由于别人急着催还，他便连夜抄了半本。先生后来回忆自己在军队的生活，并大加赞赏，称军队是一个大熔炉，越是艰苦，越能磨砺人的意志。 1978年，转业回乡的二月河先生成为了一名南阳市委宣传部的干事。在官场沉浮中，先生日渐看淡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于是先生便开始着手进行他的红学研究。先生曾满怀希望地寄出一篇名为《史湘云是"禄蠹"吗?》的论文，但结果却石沉大海。先生不服，又给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写信，恳请冯先生答复。他写道:“‘红学’是人民的，不是红学家的”。其间种种言语，大有“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之意。幸而冯先生对这篇论文大加赏识，还带他出席了全国第三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冯先生的鼓励下，二月河先生便如自己所说“像研究‘秘密尖端武器’一样”，开始了文学创作。先生先后创作了剧本《刘秀》、《康熙》并寄给上海的某家电影公司但是都没有被选用。寄给省内的刊物，也惨遭退稿。 1982年10月，二月河先生作为河南红学会的理事前往上海，去参加一场红学研讨会。那时，二月河先生还不知道，这一次会议将成为自己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那次座谈会上，有学者叹惜道:“康熙在位61年，诗文、音乐，样样精通，治国有功，却没有文学作品来表现他。”也许是在文学创作上被压抑许久，不得其志，也许是少年时在军队里那股不服输的热血还没有消尽，听罢此言二月河先生心头翻涌犹如黄河怒涛，他仿佛又看到了儿时的那个在太阳渡痴痴地看着冰河在斜阳下解冻的自己，先生站起身，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三个字：“我来写！” 古往今来，许多人认为文章是天才的灵光一闪，想要写出好文章，那便要清闲，好文章是逼不出来的。这固然是一种观点，代表了文人心中的理想生活状态，由此写出的佳作也并非寥寥，但是了解了先生创作《康熙大帝》的历程，我才真正明白了先生的可贵。中华民族自古有苦学之士，刺骨悬梁者有之，目不窥园者有之，囊萤映雪者有之，圆木为枕者有之，如今二月河先生以烟炙腕，概可与以上先贤同列。每每瞌睡时，先生便用烟头灼烧自己的手腕。先生认为，写作不但消耗资源而且消耗体力，同时也极大的消耗了自己的感情。我时常以为，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践行自己的艺术。斯人独憔悴。先生真的在用生命在创作这一部《康熙大帝》。先生白天照看女儿，努力工作，晚上便把自己关在一个29平方米的陋室里工作。小屋的地板上铺满了报纸，先生便如书虫一般在这些报纸间爬来爬去，常常搞得大汗淋漓。为了不让汗水沾湿资料，先生的双臂裹满了干毛巾。经过不懈努力，长达15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一鸣惊人。如先生所言 ，自己的创作历程就是在沙漠中跋涉以寻找绿洲的历程。历经艰苦，先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绿洲，但是先生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以更大的热情完成了余霞三部曲的后两部。 先生曾说，别人写作靠的是才气，而自己写作靠的是力气。但是先生太累了，最终还是病倒了。记得开学典礼的时候下了雨，我和舍友斜打着雨伞，挤在人群中。寒风并没有因为人多而消解半分。我在伞下坐着，雨水乘着风，从伞间的缝隙中涌下，凳子的表面已经积了不少水，衣袖也湿了半边。我虽有去意，却还是希望着能够听到二月河院长的声音。听说二月河院长是个豪爽的人，从来都是用河南方言讲话的。可我最终还是没有得偿所愿。当时以为雨下得太大，先生高寿，不便前来。后来才知道，先生有采薪之患，在京养病。我当时只是想着，既然来到了文学院，迟早是有那么一天可以得见先生尊容的，怎奈如今先生去矣，只留得生者兀自嗟叹了。 黄河年年都会结冰，也年年都会解冻。可是先生这一去，便再也难以归还了。我听闻先生在某一次演讲中提到，他希望郑州大学不仅有二月河，还有三月河，四月河。当时暗笑先生痴，有谁会这样沿用先生的笔名呢？但是先生的本意，大家都是了然于胸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前浪逝去，更有后浪奔涌。寒冬腊月，正是黄河结冰的时候，可太阳还是在的，那条安卧着的巨龙，也终有重新腾飞的一天。昔日颇自轻狂，负其才情，以为能于郑州大学之间纵横。后来才发现，同学之中卧虎藏龙，自己不过是黄河中的一粒沙，远不足为道。豫中英才聚于郑州，先生的遗愿想必是能够实现的，先生也大可安心去了。 余霞落照，未解青天人已逝；金乌下临，方知黄河凌始开。 某人微言轻，才疏学浅，自是不配为先生写挽联的。然而情之所至，笔底心头，先生生性豪迈，黄泉之下，见得如此，也当为之一笑吧。 （作者刘鸿泽系郑州大学文学院 2018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