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家王拱璧：“天下为家”从革命者转身专事教育

    【编者按】

    又见7月，这是2021年的7月。

    火红的7月，不平凡的7月，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站在10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100年前的那个7月，以及那个7月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子，在河南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在寻求中国富强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都在想什么？都在做什么？

    100年的历史，不长也不短，但100年的大浪淘沙，100年的历史验证，也足以做出结论。什么样的道路，才最适合中国。

    站在100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穿越到河南的1921，以及1921年那个火红的7月，河南大地上各种人物留下的历史印迹。

    我们以河南的1921作为历史赛道的起跑点，让各种人物站在这个非同寻常的起跑点上，考察他们参与历史进程的轨迹。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通过他们的欢笑和泪水，通过他们的曲折与彷徨，来审视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所开启的那个1921，以及1921年之后的100年。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长需/文  图片据王拱璧文集等翻拍

    【人物介绍】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开启了探索中国发展的崭新道路；而此时的王拱璧，正在他的老家河南省西华县孝武营村（今漯河市召陵区青年村）探索改造中国的另一条道路——乡村教育实验。

    少年时代便把“国家”、“天下”的重任扛在肩上，甘愿做一个“大同人”；青年求学时期，以身许国加入同盟会，决心以革命为职业，在邓州等地策划武装起义来推翻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后不满当局不能拯救百姓于水火和日本的侵略野心，东渡日本“为伏虎而深入虎穴”，写下《东游挥汗录》《河南人民当头大祸》等来揭露日本侵略野心；留学归来思想大变，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从基层农村入手，便率先开展乡村教育实验；乡村教育失败后，在与共产党员的交往中对中共有了崭新的认识，并与相知的党员约定：在河南担负掩护和救济工作。随后，帮助和营救党员，成为他的志业。“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我没负约，且一直以‘共产党的朋友’自居。”建国后，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从投身革命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王拱璧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终于找到正确的方向。

    少年立志“天下为家”，自号“大同人”

    1921年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的时候，王拱璧正在他的老家河南省西华县孝武营村（今漯河市召陵区青年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这是他在孝武营村1921年年会上已宣布的事情。地租由原来的上地105斤、中地70斤、下地52斤，减少为上地70斤、中地50斤、下地40斤，而且麦秋各半。借贷的利息，也由原来的最低月利3分，减少到不得超过年利2分。

    一场农村改革的风暴，开始在中原大地的一个角落刮起。王拱璧此举，拉开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序幕。

    回想一年多以前，他在日本东京“国际医院”做脑部手术时，曾接到的两封电报，一封是二弟给他所发的“父病速归”，一封是北京教育部所发的“速来报到，听候任用”。他对部电未加考虑，便返乡薄葬已经去世的父亲。办罢父丧，考虑个人归国后的前途时，又在思考救国救民的途径。最终，他选择了到乡村去。

    而立之年，抱负突变，已非那个鲜衣怒马的革命少年。生于半耕半读的旧知识分子家庭，王拱璧独特的家庭氛围为他的一生奠定了传奇：父亲王际泰为人慷慨仗义，常为乡亲排难解纷，把别人家的事当成自己家的事儿；然而，他自己家却常被同族劣绅王树芳欺压尤甚：爷爷被王树芳气得了脑溢血而死，父亲也常被王树芳气得吐血。正源于此，父亲日夜苦读，终于考取陈州府（今淮阳）院考第一名附生（秀才），以为可以出人头地，但不久就被王树芳毒打一顿。王树芳也是秀才，他说：“有我，你别想露头，秀才打秀才，没罪！”母亲因而教育王拱璧：莫忘父仇，莫忘劣绅！

    父亲虽然府试第一，但他却毅然舍弃了科举功名，热心乡村和社会公益事业。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他在本村创办崇实小学堂，潜心教授邻里子弟，此举对少年王拱璧的影响深刻。

    在教育孩子上，父亲也是别有一套。王家的家风，是典型的父宽母严。七八岁时，王拱璧酷爱上树掏鸟蛋雏鸟，母亲见了，免不了一顿呵斥；父亲则对他十分支持，还亲自为他煎烧蛋雏吃。等到10多岁时，王拱璧不满私塾生活的无聊，请求父亲打开他的书箱，满足他日益增长的求知欲。父亲慷慨答应，除了让他阅读《三国演义》等小说之外，还让他阅读《瀛寰全志》《万国史地》《盛世危言》等“时务书”。父亲还为他讲述岳飞抗金、郑成功收复台湾、林则徐虎门销烟、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以及甲午战败后割地赔款、李鸿章卖国、皇帝投降等切齿国恨，这对少年的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4岁跟随塾师杜开泰学习，杜师常讲时务，谈义和团“扶清灭洋”，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谈清帝母子逃难西安……讲的时候悲愤至极，声泪俱下，激发了他的一片爱国心，他开始大力攻读文史、时务，尤其爱做策论。

    1903年，17岁的王拱璧考入陈州府中学堂，接触到中西学科，见了新世面，学了新知识。当年，又奉父命应院试考中附生（秀才），并被面试选入“河南大学堂”（1904年秋改为“河南高等学堂”）。

    考中了秀才，人们以缙绅来看他，他自己也比以前更自重了。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就把“国家”、“天下”从思想上搁置到自己的肩膀上，口中不断高唱“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过年时，在自己的书房门上写下对联“豪杰无如岳忠武，秀才当学范希文”，横批“天下为家”。从此就自号为“大同人”。

    加入同盟会以身许国

    在邓州策划武装起义

    1904年，王拱璧进入河南高等学堂学习，因不满学校监督、监学的官气十足和教习的学术空疏，便沿袭“轻课内重课外”的老习惯，在校外常和留日学生王经武、王搏沙和留欧学生李石曾等通信联系，通过他们购买到东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孙中山主编的《民报》以及吴稚晖在巴黎主编的《新世纪》等，自觉思想比在陈州时更进一步，对于救国之道体会更深了一些。

    在校期间，他开始拥护和开展革命活动，并将学校监督（校长）王安澜作为革命对象，掀起了倒王风潮，并和同学们痛打了王安澜。他也因此被开除了学籍。

    1907年，王拱璧考入了中国公学。进入该校不久，他便经河南邓县人万仞千介绍加入同盟会，自此以身许国。次年，转入中国体育专门学校，学习体育和军事训练，为从事革命活动做准备。该校的副校长徐一兵，就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他也正是为革命而办学的。

    在该校，王拱璧经常在学校点名熄灯之后出去开会，他翻越宿舍二层楼顶，穿过十几间楼脊，再沿楼檐顺街边电线杆下来，再通过英租界到法租界的同盟会会址去。开到半夜再原路返回。有一次开完会恰被徐一兵撞见，徐笑着说：“我也是刚开完会回来。”在那里，他们曾经开过追悼遇害烈士秋瑾、徐锡麟的大会。

    1909年，因经费告急，王拱璧不得不结束在沪学业。在京汉道回乡途中，他恰遇一个叫王治军的自日本东京回国人员。此人受孙中山指派，要到襄樊一带做军事部署。他畅谈了大好革命形势，让王拱璧格外振奋。王拱璧决定弃学专门从事革命工作。回到家乡，他立即动身到开封，与同盟会组织进行联络，并约革命党人万仞千到邓县做地下工作，又约同情革命的林路生同往。

    他们以州立蚕桑中学为据点，以该校教员名义开展工作。万仞千担任组织交通，林路生负责制造炸药，王拱璧担任军事教练兼战时指挥。他们的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原计划在秋天进行武装起义，杀州官、管带，然后拉出武装集结到襄樊，配合全国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但因在穰东镇谋刺州官时未遂，防务突然变紧，加上蚕桑中学校董丁午桥的告密而事败。州官欲在寒假聚餐之际逮捕三人，幸得另一开明校董及时援救才脱离险境。

    1911年，王拱璧奉同盟会指派来到西华县巡警教练所做教练员，在200多名巡警中发展30多名同盟会会员；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西华县同盟会会员急谋响应，但因事前暴露，牺牲了数名盟员也未获成功。

    辛亥革命后，王拱璧奉令到河南省国民党（辛亥革命后中国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党部任文娱干事。不久，见“党纪废弛，政风腐败”，即脱离国民党，专事教育，先后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省高师、矿专、体专、省立一中任体育、音乐教员。

    （下转A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