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第一个共产党员游天洋：18岁阻止军阀运鸦片被追杀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长需/文 图片来源：历史资料

    正在建设的陇海铁路

    人物简介

    游天洋只活了21岁，但他的生命足够精彩。少负壮志，一心只想改革社会。在车站实习恰遇湖南军阀张敬尧购运“鸦片烟种”，愤而进行阻击。在逃避追杀过程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立志“决守独身主义，以便无挂碍地献身社会革命”。随后，他建立工会，带领和发动工人运动，并取得了陇海铁路大罢工的彻底胜利。这是中共成立不久在北方领导产业工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第一次大罢工，它的胜利标志着“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的确渐能领导罢工了”，它也是党领导下的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他后来成为河南第一个入党者，并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

    阻止张敬尧运送鸦片烟种差点被杀

    1921年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的时候，游天洋正在陇海铁路洛阳站当员司(相当于工程师)。这个新成立的组织看似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但很快，便有了联系。

    中共成立后，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同年8月份，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并在北京分部主办了《工人周刊》。游天洋在中共劳动组合部成立之初，便与其取得了联系，并担任《工人周刊》在中原地区的发行员和特约通讯员，让该刊物在洛阳知识界与工人中广泛传播。

    那个时代，能有如此作为的人，显然有不凡的经历。

    游天洋，名泳，字天洋，1901年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1919年，他18岁时，就到北京一所学校去求学;但不久，就转入北京“交通大学唐山分校”，同年毕业后就到武昌鲇鱼套车站实习，任车站副站长。

    别看他年纪不大，胸怀大志，面对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立志要改变这种现状。这次到了武汉这个“九省通衢”之地，交通虽然十分发达，近代工业也有一定规模，但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就成了所谓的“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分子在这里横行霸道，军阀政治又极端腐败，此情此景，让游天洋更坚定了改革社会之心。

    有了那份雄心，与之匹配的事儿就来了。1919年12月份，湖南军阀张敬尧从外地购买了70万包鸦片种子，想要通过湘鄂铁路从武昌运到湖南，强迫农民播种，以便获得暴利。很不走运，这事儿让游天洋给碰上了。

    有一天，游天洋正在办公室里忙碌，恰好看到一份运货单上写着“鸦片烟种”字样，得知原委后，他怒火中烧，这要是运到湖南大面积种植，那得有多少家庭遭殃。当天，他就将这个消息暗中电告长沙、上海、北京的“各公团及报馆”，要求各地发起严重抗议，同时又秘密向武汉各界及在湖北的湖南人民团体报告，要求他们“即日用群众的力量截运”。他自己则在车站想方设法压住车厢。

    由于游天洋的消息传播得十分及时，不到两天时间，全国舆论矛头都对准了张敬尧。张敬尧闻讯后大为惊慌，生怕夜长梦多、竹篮打水一场空，便急令鲇鱼套火车站赶紧启运烟种，被早有谋划的游天洋从容阻止。

    张敬尧听说游天洋从中阻挠后，便急令官兵把游天洋捉住杀掉，危急时刻，恰好遇到成群结队到车站堵截烟种的学生，他们把游天洋救了下来。

    “决守独身主义，以便无挂碍地献身社会革命”

    当时五四运动刚爆发不久，湖南人民正在发动驱张运动，恰好又出现了“鸦片烟种”事件，这些驱张的人更加愤怒了。张敬尧看着事态越闹越大，不得不下令把烟种全部销毁。

    烟种虽然全部销毁了，但张敬尧心有不甘，游天洋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杀之而后快。游天洋明白这个道理，索性就辞了职，回北京去了。

    回京之后，因为没了工作，他心情变得郁郁寡欢，茫然不知前途何在。为了改变现状，1920年初，他决定独自一人做一次长途旅行。他去了张家口、晋北、多伦、库伦、满洲等地，历尽塞外险要之地才回来。这次旅行，既饱览了塞外风光，也开阔了视野和心胸，更觉得中国如此美丽可爱，他改革社会的信念不能丢掉，尽管任重道远，也不能气馁。从那时起，他自称“决守独身主义，以便无挂碍地献身社会革命”。

    那么，怎么“献身社会革命”呢?事有凑巧，旅行归来，很偶然地，他结识了北京大学的罗章龙。在罗章龙的介绍下，他参加了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成为其中的一名会员。说起这个研究会，可是人才济济。研究会的倡导者，是北大教授李大钊;主要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十几个人。该会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其主要活动是搜集马克思学说各种文字的图书资料，并加以编译，组织讨论会和专题研究，还主办讲演会和纪念会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逐渐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发挥着吸引群众扩大影响的作用。

    正是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下，游天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世界革命。他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升华，认识到“组织群众是革命事业的基本战略，劳动群众尤其是革命的先锋队伍”。因此，他决定到群众中去，唤醒群众，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观音堂车站

    到洛阳陇海铁路局任员司

    理想抱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920年底，经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游天洋到洛阳陇海铁路局任员司。游天洋来到这个地方，算是来对了。这里大有他用武之地。

    当时的陇海铁路东起连云港，西到观音堂，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等几个省，是我国唯一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这条铁路是清政府向法国和比利时借款修建的，全路行政大权被法国和比利时所操纵。

    在这种情况下，铁路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日子不太好过。首先，他们劳动的时间就比较长，按照当时的调查，他们全年的工作日就达到了340天。每年除了旧历年、端阳节、中秋节等节日外，其他时间连星期日也不会过，多是每月分班时休息一日或两日。工人又被分为长牌工(长期工人)和短牌工(短期工人)，每天劳动的时间一般都在10至12个小时;由于铁路很少修造工房，工人住得较远，每天还要在路上花两三个小时。

    尽管工人的劳动时间比较长，但他们的收入却极其微薄。而厂里雇用的很多外籍人员，工资却要比中国员工高数倍甚至上百倍。比如，当时的外籍会计处长月薪为2600法郎，车务副处长月薪为2400法郎，如以六法郎折合一银元计算，则他们的月薪都在400元以上，并且还有带薪休假、旅游报销等待遇。而一般的中国员工月薪只有32元到40元，工人的工资则只有4元到12元。而当时的米价是16元一担。这么算下来，工人的月工资不但买不到一担米，而且还经常遭到外国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各种盘剥。他们打骂、侮辱、虐待和惩罚工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1921年3月，陇海路局把洋人若里派到洛阳充任机务厂总管，此人“一味强横奸险，荼毒苦工”。据相关资料称，他到厂后的半年多时间内，被开除的烧火工人就有24名，大工小工有54名，被罚工资的有68名。他又提出“要全陇海路裁人减薪”的主张，简直是“不叫工人活了”。

    工人被压迫成这样，却长期忍气吞声，有怒火却没地方撒。因为这里还是工人运动“未开垦的处女地”，铁路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需要有人前来帮助。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也想加强对此处工人的领导，因而派游天洋来到这里。（下转A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