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安特生：从探矿到采集化石 发现“北京人”

    （上接A03版）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长需/文 图片来源：历史资料

    安特生在渑池

    关注中国始于楼兰古城

    就在安特生奔赴南极考察时，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赫文·斯定踏上了中国大陆，发现了被人类遗忘千余年的楼兰古城。这让安特生格外震动，他开始将考察热情和探险目光投向中国。

    当时，中国的地质事业几乎处于一片空白。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在实业部矿政司设立地质科，由章鸿钊担任科长。其后，由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接任地质科科长，并将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在丁文江的建议下，北洋政府决定聘请安特生担任中国农商部矿政司顾问。

    火车上邂逅瑞典女士，成为发现仰韶文化的前奏

    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安特生从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了印度，再辗转进入新疆，前往中国内地。1914年5月16日，他结束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考察后，抵达了北京。第二天，赴中国农商部就任。

    在农商部，安特生主要负责调查中国北方煤矿、铁矿的分布与储藏情况。他还兼任地质调查所的教学工作，从而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地质调查人才。他先后发现了宣龙铁矿和烟筒山铁矿，也因此受到袁世凯接见。

    作为一名矿政顾问，他的工作得到了认可。但随着袁世凯的死亡及军阀混战，科研工作受到极大干扰，研究经费也越来越少。安特生感到探矿工作难以为继，便把兴趣转移到古生物化石收藏方面。这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重要机会，新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它的负责人丁文江接纳了安特生。

    安特生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1916年初夏。当时，他受命到山西调查铜矿。但在垣曲县的黄河北岸，他意外发现了黄土下面的红土堆积和众多的淡水贝壳化石。

    1917年春天，安特生乘坐火车前往洛阳时，他看到在货车厢的尽头，坐着一位衣着简朴的西方女士，就用英语与之交谈，并立即被这位女士的气质所折服。这就是玛利亚，一位来自瑞典的传教士。她1893年来到中国，1898年3月来到河南新安县传教。与安特生相遇交谈一个小时后，她就在新安县城下了车。下车时，她与安特生互相留下地址。后来，玛利亚给安特生提供了古生物化石方面的信息。安特生为此萌生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古生物化石的想法。

    安特生向丁文江提出，由他在瑞典国内募集资金，然后用于在中国内地采集古生物化石，所采集化石经过研究后一半归中国，一半捐献给瑞典。该计划得到了农商部批准，并于1917年开始实施。

    随后，瑞典方面成立了以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任委员长的瑞典“中国委员会”，并先后提供85万瑞典克朗的资助。从此，安特生开始了古生物化石的调查和采集。而邂逅玛利亚女士，则把他引向了河南西部的仰韶村。这是一个发现仰韶文化的前奏。

    “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

    从1918年到1921年，安特生的工作都集中在哺乳动物化石的收集上，同时也兼顾征集石器。这期间，他和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一起在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陕西等地采集了不少石器，并在1920年撰写出《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

    1918年2月，他在北京偶遇在此任教的美国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后者向他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采集到的，并提及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带极多。

    3月22日，安特生便骑着毛驴来到北京周口店，并在这里进行了试掘，但收获不大，只找到两个种的啮齿类化石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他将试掘出的化石标本寄给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教授检测。结果发现，标本中含有不少哺乳动物的化石。

    安特生希望维曼教授来中国，但因维曼教授没时间，派了自己的研究生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师丹斯基在安特生的帮助下，于1921年8月意外地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北京人化石产地”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并进行了试掘。这次试掘发现了堆积物中有许多白色石英岩石器残片。正是因为发现了这种残片，安特生才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1923年秋，安特生要求师丹斯基再次挖掘那个周口店第一地点。但由于可发掘部位高悬于陡壁之上，搭建合适的脚手架不容易。师丹斯基匆匆结束这次工作后，便返回欧洲。结果，1929年12月2日，一件保存完好的古猿人头盖骨化石被中国学者出土了，这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件人类最古老的头盖骨化石。

    并非安特生运气好，而是因为他早有准备

    这个惊人的发现，安特生无疑起到了“先导作用”。事实上，1921年和1923年的两次试掘，他们其实与“北京人”近在咫尺。1921年，已经发现一枚“可疑”的牙齿，可惜师丹斯基认为是类人猿的，不属于人类；直到1926年夏天，当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又从周口店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之后，那颗“可疑”的牙齿才被确认为人牙。

    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储访华的欢迎晚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

    能在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上起到“先导”作用，并非安特生运气好，而是因为他早有准备。早在1899年，德国驻华使馆的哈伯勒将在中国收集的“龙骨”运回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古生物学家研究了这些化石后认为，这里面大约有90种哺乳动物，并且包含着一枚像猿但又像人的牙齿。

    这个报告刚发表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但是远在中国的安特生注意到了。他循着这条线索，不停地收集古生物化石，直到在鸡骨山上发现了“北京猿人”的那个遗址。（下转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