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跳楼砸死婆孙俩 父母连带判赔106万背后的“爱与恨”

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付雨涵
一夜之间，侯勇和妻子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儿子，不再有存款，背负着债务。他们不得不从城市返回农村，远离乡邻，偏居一隅，意志消沉的过着毫无色彩的生活。
而这一切都与24岁的儿子有关。
2019年6月1日下午5点多，儿子侯泽从33楼跳下，砸死了楼下遛弯的婆孙俩，二审判决侯泽父母赔付对方106万。
事发后，两个家庭均搬离了住处，自我疗伤。对于侯勇来说，他们面临的不仅有百余万的经济压力，还有儿子不明不白跳楼的心结。一年来的辗转反侧，始终找不到答案。
“我们不该恨他么，走就走吧，还连累这么多人。”
“他是我们的儿子，做下的错事，咋能不管呢……”
伴随106万的，不仅有夫妻俩的纠结、无助，还有该不该判赔这么多的争议。

跳楼，毫无征兆
在距离眉山县城十几公里的乡下，有一处土坯房，房租仅百十块，那是侯勇和妻子邓娟租住的地方。儿子去世后，财产被冻结，他们便搬到这里。邓娟时常精神恍惚，事发后500多个日夜里，她始终想不明白儿子为啥要这么做，“他很乖，很懂事的。”
侯勇一家原是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人，侯泽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事发时待业在家已有半年。两三年前，打拼了半辈子的夫妻俩，加上20万征地赔偿款，终于在眉山市区买了一套房子，“以后留给儿子娶媳妇的。”
2019年6月1日，一个稀疏平常的周六，彻底改变了他们及另一个无辜家庭的生活走向。
下午5点，当保安的侯勇准备做饭，六点半他要去交接夜班，和儿子商量晚饭吃什么后，侯泽关上电脑，走出卧室，帮忙洗菜，侯勇准备炒菜，一切再正常不过。
5点半，邓娟回到家，眼看着最后一个菜要出锅了，夫妻俩喊侯泽吃饭，却发现没有回应。侯勇一边朝厕所走去，一边问邓娟：“泽泽出去了么？”邓娟有点迷惑“没见出门啊。”
侯勇三两步从厕所出来，打开卧室，却看见离地半米高的窗户打开着，窗户底下，放着一张电脑椅。侯勇略感不安，伸头往下一看，差点晕过去，依稀可辨地上躺着的一个人的上衣，正是儿子所穿的黄白色。
邓娟瘫软在地，呼吸急促。侯勇本能的拖着走不成路的邓娟，赶紧下楼查看。
一切都回不去了。
侯泽这毫无征兆的一跳，砸死了楼下遛弯的婆孙俩，让两个毫无瓜葛的家庭陷入深深的伤痛和赔付款的纠葛中。
“至今都想不明白，他为啥子要这样做。”邓娟喃喃自语。
（儿子与母亲的合影）
生日，隆重的告别？
没有遗言，不明不白的死去，始终是环绕在侯勇和邓娟心中的心结。随着儿子的入土为安，这个心结也将永远解不开了。而回顾事发前的时光，让侯勇感到欣慰又略有不同的就是唯一一次的庆生。
事发一周前的5月25日，是邓娟46岁的生日。这一天，侯泽去附近商店定了一个大蛋糕，买了凉菜、烤鸭，炒了肉，做了汤，等着父母下班回家吃饭。
“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噻，蛋糕很大，那天大家都蛮开心的。”邓娟回忆，当时儿子已经有近十天不怎么出门了，再加上感冒，整天闷闷的不说话，原本她是觉得浪费，看到孩子那么开心，说了很多话，她也很高兴。“觉得儿子特别懂事孝顺。”
饭桌上，侯泽还跟他们说，订蛋糕用了一张70元的代金券，原本200的蛋糕，现在只花了一百二三，并嘱咐他们，还有一张代金券，下次买面包可以用。“他喜欢吃蛋糕，那天吃了好大块。”
一直以来，侯泽的懂事乖巧，是侯勇最骄傲的地方，也是夫妻俩不怕辛苦，忙碌打拼的动力。
“看我们辛苦，儿子从来不乱花钱，非常懂事和体谅我们的。”
在侯勇记忆里，侯泽从没和小朋友们打过架，很少要零用钱，文静乖巧，有点内向。在12岁那年，他和妻子离开村子，去成都打工，回来时说要给侯泽买新衣服，遭到了侯泽的反对，“我有衣服，你们不用花钱买”，看到父母执意要买，侯泽又说“那你们买便宜一点的就行”。
回家时，他们给侯泽买了两身新衣服，还有一双白色的运动鞋，“他对鞋子非常爱惜，我在村子里给他们的小学砌墙，他来帮忙，弄上一点点水泥，他都会很仔细的擦干净，不让我们操心。”
2014年8、9月份，侯勇去南京看望当兵的儿子，原本要请儿子吃大餐，好好补一补的，最后侯泽却点了“蛋炒饭”，他说，挣钱不容易，不想让父亲花钱。“他当兵有补助嘛，都攒下来了，过年的时候，还给我们2000块的大红包。”
谈起以前的事情，侯勇哽咽了。他说，儿子去世后，他还经常能想起，儿子弯腰擦鞋和吃饭的情形。“这么懂事的孩子，怎么就没了呢。”
“我不晓得他为啥子要这么做，或许成年人的压力太大？”听到侯泽跳楼，表哥邓福非常震惊，他和侯泽关系最为亲厚，在2019年初回到眉山时，俩人经常一起找工作、出去耍。“没发现精神有问题，以前也不知道他有精神病史。”
邓福讲述，他曾和侯泽一起供职过眉山一家房地产公司，因侯泽性格内向，一紧张给顾客介绍房源信息时，总会结巴，没做多久，侯泽就以不合适为由，辞职了。侯泽也曾给邓福抱怨过，工作不好找。

侯泽也萌生过做外卖骑手的想法，获得面试资格后，却没去面试。邓福知道侯泽喜欢打游戏，技能超棒。但邓福绝不认为侯泽是“好吃懒做”的人，“他在常州工作了两年，攒了四五万，不少咧。”邓福说，侯泽经常网购给父母买东西，“用的都是自己的钱。”
病史，埋下争议
侯泽跳楼，让另一个家庭卷入无妄之灾，导致其一老一小伤亡，年近半百的夫妻俩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我们现在真的是生不如死。”
事发后，对方提起诉讼，2019年3月15日一审判决侯泽父母赔偿金额共计152万，2020年7月8日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赔偿金额为106万。目前侯勇仍在上诉，“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现在无依无靠，背负债务，确实拿不出来这么多。”
而双方的一个焦点，就在于法院判定的其儿子是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点，我们是不服的。”
事情从2016年说起，刚从军队转业回来的侯泽，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常州居住，暂未找到合适工作，便常宅在家打游戏和看电子小说。母亲邓娟看到孩子不出去找工作，偶尔叨叨两句，没想到侯泽嫌烦，离家出走了，这可把邓娟及侯勇吓坏了，他们和表侄邓福连夜寻找，终于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儿子，回来后儿子的表现却有点不对劲儿。“晚上的时候会胡言乱语。”侯勇说，他会指着我们说是“吸血鬼”，还“叽里咕噜”的说一些听不懂的话。“但没有打人啊，狂躁啊，自残啊这些行为。”
他们陪同孩子去常州一军区医院查看，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俺俩没啥文化，也不懂这个病，就觉得只有这一个娃，肯定得治嘛。”入住治疗半月里，侯泽很配合，该输液输液，该检查检查，情绪很稳定，偶尔还会让父亲给他带包烟，还不忘嘱咐“一般价位的就行”。
半月后，侯泽出院，医院方告知让侯泽回家继续巩固吃药。“肯定是病好了，才让出院的嘛。”侯勇说，出院后，儿子没再发现胡言乱语，还和母亲一起在常州一灯泡厂里上班，“操控电脑，做的很好噻，没犯过错，还带了俩徒弟。”
这一点同厂的工友可以作证。“性格蛮好的，很踏实，大家相处的很好，精神方面没有异常。”侯泽曾经的工友这样评价他，“当初他离职要回眉山的时候，班组长还给他的父母打过电话，希望他留下来。”
所以，当法院根据诊断书认定侯泽出院后仍在吃药，说明病情并未痊愈，是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侯勇和妻子有些不解：“得过精神病就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了？要是娃的精神病没好，咋会让出院，咋会把工作干这么好噻。”

106万，父母该不该承担？
记者了解到，在这个案件中，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分为两个案件进行的，一个是被砸身亡的老人的丈夫将侯泽父母告上法庭，双方之间的生命权纠纷案，另一个则是被砸身亡的孩子的父母与侯泽父母的生命权纠纷案。
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侯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判决称，侯泽父母已尽监护责任，适当减轻侯泽父母的侵权责任，故酌定侯泽父母承担本案因周女士祖孙俩死亡所造成的损失70%的侵权责任。因此赔偿金额从一审时的152万变为106万，赔偿金额除侯泽的遗产外，其余部分由侯泽父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针对法院的认定，侯勇的代理律师李兵认为，不能依据三年前的一份医学诊断报告中写有曾患过精神分裂症，就认定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一审后，我们找到了医院出院证明的证据，他的精神病是完全治愈的。”
这其中包括，侯泽能独立自主的上下班，使用微信、支付宝，网购所需日用品，在微信聊天中也有很清晰的思维逻辑和语言表达，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电脑操作APP等。
逝者已矣，目前已经无法对其生前精神方面进行鉴定，在我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二十条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具有精神疾病既往史，但在民事活动时并无障碍；或者精神疾病的间歇期，精神症状已经消失；或虽患有精神疾病，但其病理性精神活动具有明显局限性，并对他所进行的民事活动具有辨认能力和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均可鉴定属于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两名路人很无辜，我们也深表惋惜，但法院在判赔的时候，也应当考虑到死者父母的承担情况。他们也是受害者，106万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承担不起。”李兵说。
根据公开的报道显示，侯泽父母在眉山有一套房子，家里的老房子拆迁后新分了一套房子，在侯泽名下。但目前他们并未拿到拆迁的房子和钥匙。
“我们打工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就挣得了一套眉山的房子，现在儿子死了，我们无依无靠，希望还能给我们留个住的地儿。”侯勇说，给对方造成的不幸，他们也很难过，愿尽自己所能给与赔偿，“106万确实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10月28日，记者从李兵那里了解到，他们近期向四川省高院申请的再审，已被驳回，“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可能会向检察院提起抗诉。”
恨意，无处安放
不管结果如何，对于两个家庭来说，这件事都是此生难以言说的伤痛。
500多个日夜里，每当午夜梦回，侯勇和邓娟总会梦见儿子，多数是有说有笑，懂事温和的样子，醒来总是泪水浸湿了大半个枕头。
可想起儿子不声不响的离去，及留下的一屁股烂摊子，邓娟的恨意总会随着声音的提高而爆发。“我做梦都想问问他，我们哪里对不住他了。”
最近一次梦见儿子，是在5天前，她记得很清楚。在梦里，儿子问她要饼吃，邓娟怒道：“谁叫你去死！”儿子二话没说，转身走了。醒来发现眼泪都淌到了耳朵里。她忍不住，抱着被子哭起来。
与人说话，邓娟很回避说出“侯泽”的名字，总是用“他”来代替，“我都不愿意提起他。”邓娟说，他们夫妻俩对侯泽这么好，小时候为了给他完好的童年，一直等到孩子上了初中才外出打工；侯泽学习一般，他们充分尊重孩子的选择，没有逼他做过不喜欢的事情；包括回到眉山后的半年时间里，侯泽没能找到如意的工作，他们夫妻俩勤恳上班，从没有给孩子施加过压力，“哪有不为儿女着想的父母，我们想着趁年轻多做一点，给孩子多挣一点嘛。”
如今回头看，人生无常，把一切都夺走了。
2019年7月，他们辞去了工作，搬离了眉山市区，和婆婆一起住在这栋远离村居的土坯房里，没有拿侯泽的任何物品。
“这里清净，不常见到人，房租便宜。”他们一边疗伤，一边打官司。
银行卡用不了，微信支付用不了，失去了生活来源，夫妻俩不得不借钱维持基本生活，打官司、日常开销负债已逾10万。未来的生活在哪里，邓娟没有想过，“一天一天的活着都没啥意思。”
考虑到年迈的母亲及背负的债务，侯勇必须坚强起来。他手机里存有许多儿子的视频和图片，每天总会忍不住翻出来看看，每一张都清楚的记得拍摄的时间和地点，每一次都看着笑着却哭了。
另一方受害家庭，事发后也搬离了原来的居所，他们想忘记这段伤心的往事，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不愿意露面和发声，希望时间能弥补内心的伤痕累累。“一切按照法院的判决来执行。”在106万赔偿费用上，代理律师高先生表示当事人没有退让的想法。
是啊，一夜之间让人家失去母亲和儿子，有什么理由让对方退让呢，可自己呢？明明也没有做错什么却赔付百万，又该怨谁呢？“哎，我们命苦吧。”邓娟知道，丈夫想儿子了。
（备注：文中侯泽、侯勇、邓娟、邓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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