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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带来个人命运改变大机遇

来源:东方今报 2018-03-20 03: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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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渴望“吃商品粮”的农村娃,到兽医专业资深专家,再到离开体制来到兽用生物制品研发一线。改革开放40年来,田克恭的职业轨迹与社会发展密切相连。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王姝/文邱琦李新华/图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田克恭:

从想吃“商品粮”到离开体制

职业变化只为不忘初心

记者:改革开放那年,您在上高中。当时的社会变化是否对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

田克恭: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人。1978年,我考上了家乡山西远近闻名的康杰中学。当时农村孩子要想改变命运,要么参军,要么上大学。在我的上一届,还是要凭推荐上高中的。

当时我14岁,最大愿望就是有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高考时,因为担心落榜,在报考北京农业大学时,填写了服从分配。当时,报兽医系的人很少,招生的老师看到有填写服从分配的考生,就直接录取到了兽医系。198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秀梵从美国学成归来,为我们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兽医关系到畜牧业的发展、百姓的健康,知道了在美国,兽医是与人医、律师一样受人尊敬的职业,这给了我学好兽医更大的信心和热情。

记者:您在毕业后,一直从事动物疫病和人兽共患病研究。能否谈谈您的职业轨迹和行业变化?

田克恭:1988年,我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从事实验动物微生物研究,和同事们研究建立了犬、猴等实验动物病毒病的检测方法和国家标准。2000年,我转业到农业部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工作,从事猪、鸡等经济动物疫病和人兽共患病研究。2006年我国猪群暴发猪“高热病”疫情,我带领团队开展实验研究,在国际上首次确诊此次疫情是由发生变异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所致,研制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和诊断试剂,及时控制了疫情。2012年,我来到河南洛阳的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动物疫苗和诊断试剂的研发,带领团队建立了多个技术平台,研发的多个产品进入临床试验和新兽药注册阶段。

从24岁到36岁、48岁,这三个12年期间,先是把自己学到的兽医基础理论和实验技能与人医新的技术、科研思路和理念融会贯通,再把这些积累运用到猪、鸡等经济动物疫病研究上,又从研究动物疫病,到研究如何诊断和预防这些疫病,每个阶段的变化,都是为了更好地牢记兽医就是给动物防病治病这个初心。

当时离开体制,同事调侃我说去企业挣钱了,几年过去了,大家才意识到,我看中的是这个从事科研的平台。从北京到洛阳,城市小了,但是平台更大了。

之前,我做得更多的是“上游”研发,来到普莱柯,实现了兽用生物制品研发上中下游的无缝对接。比如我们动物疫苗、诊断试剂、生物工程、工艺技术四个研究所中,用生物工程所的基因工程技术,把一个疫苗毒株改造好,再到疫苗研究所进行产品研发,同时生物工程所开展发酵、蛋白纯化等中试生产,确保生产车间可以顺利转产。

记者:下一步有哪些计划?

田克恭:《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改革科技管理制度,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我们一直在创新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分配机制,不断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在省科技厅的牵头组织下,我们联合其他生物企业,在生物医学方面将启动一个重大科技专项,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未来将重点攻关新型基因工程疫苗和高通量快速诊断试剂的共性关键技术,开发禽畜重大疫病疫苗和诊断试剂产品,力争在产品开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更好地保障养殖业发展,保障动物源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柘城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宋静:

护理从“以病为本”到“以人为本”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宋迎迎/文邱琦李新华/图

记者:40年前,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宋静:1978年,我考上了商丘卫校护理专业,也开始了与护理工作打交道的四十年,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护士,一直到今天。

记者:在您看来,护理行业这四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宋静:我觉得无论是理念还是对护士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40年以前,护理工作关注的主要是病,什么病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护理措施,如今,护理工作不仅要关注病,还要关注人,以人为本。因此,40年前对护士主要是专业技能的要求,如今不仅专业知识更加丰富,更多的要具备很高的人文关怀。

记者:下一步有怎样的工作计划?

宋静:这次参加全国两会,我准备了一份议案,那就是希望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护士法》,为320多万名护理人员提供一份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作为一名护理战线的老兵,我认为,护士不仅是一份工作,一个职业,更以一份奉献,一份爱心。护士的工作不但要把自己的技术专业知识融入到工作中,而且要把爱心、温度传递给病人,传递给患者,传递给需要的人。今后我也将尽自己的一份力,为保护医护人员权益,营造和谐的医患环境尽到应有的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

那是一个敢想敢做的年代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王姝/文邱琦李新华/图

记者:回眸1978年,当时您在做什么?

周弘:当时我在中央马列编译局工作。我们全家为我弟弟考上北京大学而欢欣鼓舞,次年,我也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那时候感觉天总是蓝的,未来是美好的,觉得中国社会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需要研究。后来,研究问题就成了我的人生重大课题之一。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您的学业和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周弘:那是一个敢想敢做的年代。考上研究生以后,我跟随出国留学的大潮去美国深造,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当时年纪轻、胆子大,一心想要多学些东西。1985年,我拿到了硕士学位以后,迫不及待地回了国。

做社会科学,没有什么比社会实践更重要。读书的时候,总感觉隔着一层。回来置身于社会变迁大潮中,更能理解这个时代。回国以后,开始参加各种研讨会、读书学习新的东西,生活特别充实。

记者: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您觉得时代发生了哪些变化?您在接下来有哪些打算?

周弘:最近看的一本书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讲述欧洲社会的大变迁。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也经历了巨大变迁。这一变迁也分化了社会,要让社会在新的生产方式下重新整合起来,是个大课题。要在社会张力加大的情况下关注各类群体的需求,否则就会激发社会矛盾,欧洲的历史提供了不少这类的教训。

两会代表委员们探讨的话题都很务实,但是我们对时代精神的认识还不够。对于当代人来说,除了要解决养老医疗问题,要干净的空气河水、健康的食物,真正的挑战在于了解时代变迁过程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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